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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地方史 (1921～1949) 》

 

 

 

 

第    一     编

 

马克思主义在常德城的传播和党、团组织的创建

（1921年7月～1923年6月）

 

 

第 一 章   

二十世纪初常德城的政治、经济状况

 

一、常德城贫穷落后的经济

 

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    20世纪初，常德城是一个商贸中心，商品的进出主要依靠穿城而过的沅江水运。沿江的大小码头和仓库，是城市最有生气的地方。但是，所有这些码头没有任何机械化装置。货物的装卸，全部依靠工人们肩挑背扛。重型货物也只能靠几十个工人用木杠，一步一步喊着号子，缓缓移上十几米高的码头。货物上岸后的运输，仍然是靠人力，或用箩筐挑，或用板车拖。整个常德城当时只有一条从东门到西门的主干道（今人民路），路面铺的还是麻石，且宽度仅能容两部人力车交错而过。在这样的道路上运输，运输能力相当低下。当时在大街小巷上来回跑的只有人力车。20世纪初的常德城，几乎没有什么近代工业，主要是手工业。织布用的是手工操作的木制织布机，织袜用的是手摇织袜机，染织用的是一口大铁锅一根木棒，木匠用的是一把斧头一把锯子，其余如制箱、制伞、铁器等行业均是手工生产，所以当时城内商家多为前店后厂，生产也是作坊式的。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常德的民族工业有较大发展，但生产方式仍然以手工作坊式为主。1917年9月，常德人集股银11万两，创办朗朗电灯公司。1920年才有了最早的胡元泰机器厂，一部车床的转动，是靠两个盲人用手不停地摇一个绑着两块大石头的木轮带动的。1922年出现了有三部小型柴油发电机的鼎新电灯公司，但是，它发的电也仅仅是供商业照明用，并未出现以电为动力的机器生产。

贫民穷困的生活状况    20世纪初，常德城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特别是穷苦工人家庭，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是潮湿低矮的小木板房，一家几代人挤在一间房里，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甚至连玻璃窗也没有，吃喝拉撒都在这一间房里。没有健康卫生知识，也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大人小孩都是喝生水，住在河边的喝河水，离河远的就喝碱性很重的井水，夏季患传染病的很多。若是患了病也只能用点民间偏方碰碰运气，根本无钱打针吃药。儿童，特别是婴儿的死亡率很高，穷苦人家的孩子，在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能长大成人的总是少于夭折的。

劳动最繁重、最危险的码头工人、搬运工人和拉纤工、船工，被蔑称为“箩脚子”、“苦力”、“脚夫”、“船古佬”。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丝毫权利，劳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病了无钱治，老了也无所养。他们中间许多人，穿的是破布片子，吃的是烂菜叶子，盖的麻布袋子，住的吊脚楼子（河边吊脚楼下），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是在为生存而苦熬，每天都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当时在常德一带和船工中流传“轮船两头尖，中间冒黑烟，一天不开船，没得吃钣钱”的打油诗，就是船工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工人家庭的孩子，五六岁就开始帮大人干活，为糊口而忙碌，根本没有机会上学读书，常常到老了连自己名字也不会写。

频繁的自然灾害   20世纪初，由于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每逢有自然灾害发生，常德就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常德城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20世纪初，仅有记载的洪水灾害，平均3—4年就会发生一次，由于缺乏防御能力，不时造成巨大的损失。  1908年6月至8月，连降大雨，沅水、澧水同时泛滥，无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求乞。常德城内竟然有卖人的，年轻女子卖一二万文，七八岁儿童仅卖三四千文。1910年5月上旬起，常德、湘西及贵州连降大雨，6月成灾。常德城四周数十里皆成泽国，一片汪洋，瘟疫流行，病死、淹死3万余人；城内积水，深处没顶，淹死300余人，雨停后又发生瘟疫，每天死亡人数达百人以上。第二年夏天，常德地区又遭洪灾和风灾，一夜之间，常德港上下400多艘船只都沉没于飓风暴雨之中，常德城也险遭灭顶之灾。城乡居民生计无着，苦不堪言。当时流传的民谣说：宣统元年（1909年）起，家家无谷米。磨子推平槽，碓子长绿毛。脚盆剁穿底，筲箕倒挂起。此外是旱灾，它的发生周期虽较水灾长些，大约七八年一次。但是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排灌抽水等抗旱设施，所以一旦发生，造成的灾难也十分重大。1924年、1925年连续大旱，溪河断流，湖底干涸，以至田园龟裂，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灾民塞途，饿殍遍野，死者无数，无数灾民涌进常德城乞讨求生。

 

二、沉重的封建官僚压迫剥削

 

官府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清末民初，税多捐多，就连死了人也要交“落地税”。常德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形象地刻画了官府设立的税、捐名目繁多，多如牛毛的情况。下面仅列其中主要的一些税捐：农业税，清代叫丁漕，民国时称田赋。盐税，东门外沿江岸边所设盐关（下关），专事征收进出口岸的盐税，税率最高达百分之三十。牙税，1915年常德根据牙行所处地段繁盛与偏僻的情况，将牙行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等，分等级确定正税与贴费的数额。厘金，是清代为军队作战开征的一种流转税，开始仅课及百货，后来发展到是物即征。清咸丰年间常德城成立厘金局（下辖桃源、沅江、常德三县），常德城区设厘卡4处，后增至12处，除大西门、小西门和北门三个陆地检查卡以外，其他均设在城区河岸，以征收河道来货为主。本地厘金征收的物产以棉花、桐油、靛、碱、大米等为主，税率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民国初期起，厘金有增无减，又不断加征各种名目的捐，诸如军捐、护商捐、竹木捐及各种生产捐，1920年明令加征6成,原征厘金1元的，加征到1.6元，并将厘金正式定名为军事附捐。印花税，由县署统一征收的一种附加税。烟酒税，1915年9月，常德设公卖局，将原征烟酒税改为公卖费，征收率为估定成本的百分之三十。郊区的农民所交的农业税，在清末叫丁漕，民国时称为田赋。田赋也是各路封建军阀政府的主要收入。清末民初，津贴、捐银、义谷亩捐、警学亩捐、河田捐、赔款加捐等附加形式的捐税相继出台，附加捐税已高出正额数倍。

把头对码头工人的层层盘剥   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靠出卖苦力维持生存的码头搬运工人，不仅要受封建官府的剥削欺压，还要被封建把头层层盘剥。常德城沿河有大西门（包括柴码头、四码头）、上南门（包括小西门）、下南门（包括北门、南站、旱码头）、三官店（包括沙湾）、水巷口（包括水府庙）、木驿仁（包括小码头、木码头、仁字桥）等六大码头，当时都有封建把头（老板）盘踞。他们依仗官府和帮会的势力，平时收养一伙地痦流氓充作打手，为非作歹，肆无忌惮，以各种名目压榨工人们的血汗钱。下南门码头的大把头就规定，凡上码头做工者，除了要找介绍人牵线，找保人作保，要请码头的大小把头吃酒席外，还要交5至10块光洋的“入会保金”，并签订“倘遇意外，各安天命”这种完全置工人生死于不顾的契约。把头们采取“头目包办”制度，层层吸血，把持各个水运码头的大把头并不直接雇佣工人，而是将一个码头分成若干个大柜，交由若干柜长（把头）管理。如上南门码头就分成“天、地、人、和”4个柜。柜以下又分成若干个斋，由斋长（工头）把持，直接负责招收和管理工人。这些大大小小的把头对码头工人的剥削方式五花八门，极其残酷。其中最厉害的有算明帐和算暗帐两种。所谓明帐，即把头公开从工人应得的工资中分成。工人工资本来已十分低廉，但是每日肩挑背扛，在又陡又高的码头上，将成百上千吨货物装上卸下，用血汗换来的那点工钱，竟然有7成归码头大老板，剩下的3成，再由柜长、斋长与工人分帐，到工人手里的已是所剩无几了。除了这种公开的抢掠，还有所谓的暗帐，即采取暗中瞒吨价（私自压低每吨货物起运单价）和“吃空额”（即实际只有20个工人参运，却用30个人来计算平分）等卑劣手段暗中克扣工人工资。把头们还开设茶馆赌场，强迫工人赌博，将血汗钱白白地丢在赌场上。逢年过节或是把头们办婚丧喜庆的事，码头工人都得送礼或“凑份子”钱，不然就别想长干下去。此外，把头们有时还伤天害理，私卖壮丁，欺骗一些老实工人，假称是去外地出公差，实际上已将其作为壮丁卖出，他们得钱。为了让码头工人服服帖帖地忍受他们的这种残酷盘剥，大小把头们滥施淫威，可以任意鞭挞、处罚工人，工人却不能有任何不服的表示，否则就以不尊重老板问罪，轻者罚款、罚跪，重则挨打、开除。东门水巷口码头有个姓刘的把头，对工人异常残暴。他专门作了一根5尺长、2寸宽的竹片子，上面写着：“你该我打”4个字，经常用它将工人打得皮开肉绽。

这一时期，许多被逼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在农村难以生存而流入城市的农民，除了当码头工人，还有一些去当人力车夫。车主对人力车夫的残酷压榨和码头工人一样，靠流血流汗 维持生活的人力车夫，无奈地忍受着车行老板对他们异常残酷的压榨剥削。20世纪初的常德城，街道狭窄，高低不平，城内和城郊的交通工具只有人力车，没有任何机动车辆，并且人力车夫还不是踩3个轮子的三轮车，而是靠两条腿跑，两只手拖的两轮车。这些担负全城往来任务的“脚力”们，酷暑在烈日下暴晒，严冬在寒风冷雨中奔波，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工作时间长达16小时以上，收入却少得可怜。但是，因为愿意租车卖命的人不断增多，车行老板乘机步步抬高车租，一辆车每天顶多赚铜元百余枚，车行老板竟要从中拿走52枚。所剩几十枚铜板仅够自己和家人吃饭而已，其它穿衣、住房等必须开支的费用则全无着落。如果遇到米价高涨或生意萧条的日子，一家人没有饭吃，只好靠典当东西度命。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这些劳动最艰苦，付出的汗水最多的人，反而得到的最少，生活境况最悲惨，这自然会使他们产生不满和反抗情绪，他们也自然最容易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

军阀对地方的残酷掠夺      清末民初政局动荡，各路军阀相互混战，加上帝国主义国家为各自的利益，暗中操纵一方，支持其招兵买马，扩大地盘，所以全国各地连年战事不休。常德城作为历来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更是今天你杀进，明天他攻占。而不论是哪路军阀来了，都只为军队筹粮筹钱，根本就没有让地方休养生息的长期打算。原本就贫穷的市民百姓，再遇上军阀的掠夺，无疑是雪上加霜，就连那些商家富户也叫苦不迭。自1913年袁世凯派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后，湖南军阀，战争连年不断，政局变化无常。常德城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经常出现城门紧关，街头戒严，谣言四起，行人狂奔的惊恐现象，弄得全城时时闭市，商旅畏缩不前，百业凋零，市场萧条。不仅如此，大小军阀还凭借武力，对市民巧取豪夺，常德商会常年为过往军阀支差派款所困扰。仅从1913年到1926年，就有下列成规模的军阀部队进驻过常德城：1916年1月，马继增奉袁世凯之命为一路军司令，率部由南昌经常德城入湘西同护国军作战。所过之处，掳船拉夫，派款征粮，民不堪扰。7月，马部撤出湘西又路过常德，军纪更糟。1916年8月，谭延闿 第二次督湘，其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率部进驻常德城。1917年8月，北洋政府段祺瑞免除谭延闿湖南督军职务，欲以手下爪牙傅良佐代替他，激起湘人不满。而驻常的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却暗中勾结傅良佐，支持其主政湖南。此时孙中山在广州宣布“护法”，湘西正、副镇守使田应诏、周则范响应“护法”，宣布起义，率湘西护法军约7000余众，与陈复初部展开激战，于当年11月攻占常德城。第二年春，北洋军由临澧进攻常德，护法军不支，田、周率部退出常德，陈复初又率部进驻常德城。数日之后，田、周护法军又返回进攻常德，陈部又逃出常德城，退往安乡、南县。这场你来我往的混战到当年6月才算结束。6月18日，北洋军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率部进驻常德城，直到1920年7月奉命调往湖北，常德百姓算是过了两年安居乐业，没有战事的日子。1920年7月，湘军第五区、第七区、第十区守备司令，各率所部共近万人，经常德去澧县与北洋军王正雅部作战，王为部下所杀。8月，王正雅的儿子王育璌在慈利起军，率7000余众为父复仇，攻打常德，当月被援常的湘军第一旅所击败。10月，湘军第三旅鲁涤平部驻防常德，12月，该部又扩编为湘军第二师。在讨伐王育璌的战斗中，湘军唐生智团也曾开来常德，就驻扎在知府衙门（今中共武陵区委、区政府院址）。12月，唐升任湘军第二旅长。王部在各路湘军攻击下投降，王育璌潜逃汉口。1923年常德进步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声援长沙“六·一”惨案，奉省长赵恒惕密令，杀死学生1人、杀伤学生2人的就是唐生智部。这年9月，军阀谭延 闿又与赵恒惕开战，唐部离常去长沙援赵。建国军第六军下属的周朝武部，以反对赵恒惕为名，乘机从湘西出发，于当月进占常德，自称常德镇守使。当年11月，湘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唐荣阳，又以湖南护宪军第二路司令名义，赶走周朝武部，进驻常德城，被赵恒惕任命为常澧镇守使，但不久又撤往澧县。12月，北洋军第一混成旅长胡念先应赵恒惕的邀请，率部从湖北公安来常德城驻防。在常期间镇压常德市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强令商会筹银元2万元。第二年秋，该部离常。1924年，建国川军第九混成旅，在贺龙率领下于11月17日抵达常德城并赶走北洋军吴汉民旅。当月27日，贺部移驻澧县。12月1日，建国川军司令熊克武，率5万余众进驻常德城，第二年4月，被赵恒惕用武力所迫，退出常德。1925年4月至10月，在赶走川军后，先后有湘军第三师、第二师、第一师来常， 最后由贺耀祖第一师驻防常德城。1926年夏，唐生智北伐第八军教导师进驻常德城，贺耀祖师移澧县。随即，又有黔军袁祖铭部，在受编为北伐第九、第十军后，下属几个师先后进驻常德。如此频繁的变换，如此混乱的战事，常德百姓所遭的罪如同雪上加霜。1923年那场谭延闿、赵恒惕之争，致使交通断绝，生意凋零，商家陆续歇业，工厂尽数倒闭，“人民之苦于兵，为民国以来所未有。”1924年12月1日，建国川军司令熊克武进驻常德后，随即向常德总商会派款20万银元，并限三天交足，否则市场受扰，概不负责。总商会又只得强行摊派到下属9大行业，由川军派兵士上门督催，才勉强凑齐。有些军阀部队自知呆不长，所以一到常德首先强行收税收捐，不仅收当年的，甚至强行提前征收以后几年的捐税，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其行径如同土匪一般。1926年腊月，呆在常德城的几万黔军，在其头目袁祖铭被杀后，大肆抢劫，杀人放火。无辜居民及街上乞丐、饥民被杀者数十人，烧毁民房七八百间，损失十万多元，商铺也大部分遭抢劫。全城财产损失在百万元以上。

 

三、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

 

常德港被辟为外商寄货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闭关自守的封建经济解体。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迫使清廷签订庚子赔款条约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扩张，逐渐从沿海向内地渗透。此前的1899年11月，英国已首先在湖南岳州（今岳阳）正式开埠设关，开列强经济势力入侵湖南的先河。1904年7月，又开长沙为商埠。列强得陇望蜀，迫使湖南巡抚端方于1905年4月（清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奏请将常德、湘潭两地“自开商埠”，并且计划将常德城沅江南岸善卷村河洲一带划为“将来各国商家租建之区”；至于“该处关务监督”，则“常德应归岳州关监督兼办……”。清廷得此奏后，亦鉴于“中外通商口岸已逐渐增添，内地亦终难闭拒，实属时势使然”，于是在1905年8月下旨“如所议行”① 。但是，官方当局慑于列强威逼而仰承其意旨的行动，却激起了常德人民的反对。1906年2月，当主持常德开埠事宜的岳常澧道韩庆云（韩古农）筹备将常德城沅江南岸地带辟为通商租界时，各界群众便群起反对，集会呈文“具控到京”，留学生多人且“邀集郡城八省三堂董事，在育婴堂会议商埠元事宜”，决定对韩庆云“面陈利害，并公禀省城洋务局力争”②。在学生群众与爱国士绅的群起力争下，清廷终未敢将常德、湘潭两地贸然开埠。但美、英、德、日、俄、法、荷、丹等国外商却根据屈辱的《内港行轮章程》，仍将轮船开进常德港，并在常德城沅江两岸大肆租赁栈房和码头，使常德港成了外商寄货港③。常德成为他们在湘鄂川黔四省边境进行经济掠夺的据点，并藉此形成以长沙为中心，包括岳阳、常德、湘潭等地的在湘经济扩张网络。同时，本地的商品经济畸形发展，形成了二十世纪初常德经济的一些特点。 

“洋货”、“洋船”对市场的抢占  由于外国资本大举涌入，以至洋行林立，洋货充斥。当时列强各国的资本打入常德的主要形式，一种是商品输入，即倾销本国工业化的产品，诸如石油系列产品（煤油、汽油、柴油、润滑油等）、颜料、肥田粉、香烟、绸布等；一种是大量廉价收购农副土特产品等原材料，诸如桐油、生漆、皮鞋、猪鬃、肠衣 、水银、棉花、稻谷、雄黄、药材、五倍子等；当时仅由外国洋行收购出口的土特产贸易金额就高达数千万银元；还有一种是大力投资交通运输业，兴建优质码头和创办载客运货的轮船公司。于是，一时间各类外国洋行纷纷建立，仅常德城就有日本的“丸三”、“弘新”、“新隆”、“三井”、“三菱”、“日华”，英国的“安利英”、“亚细亚”，法国的“立兴”，美国的“美孚”、“其来”、“福中”，德国的“美最时”、“瑞成”、“彩楹”和欧洲犹太人巨富“老沙逊”等19家洋行，足见其资本入侵的凶猛。

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致使一些民族工商企业和传统的手工业被迫破产。二十世纪初，常德本地曾创办了“富利”、“普济”、“民众”、“震西”等民族航运企业，开始用柴油机作动力，载客运货，但是，随即便被“戴生昌”、“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依仗船只、埠头比华商的质优，资本比华商的雄厚，以及施用种种卑劣的竞争手段而挤垮。如日商“戴生昌”轮船公司，一开张是免费搭乘，后来不仅免费还赠送毛巾，甚至还免费提供一餐饭，迫使本地民族航运公司垮台。英国商人推销机制香烟，一开始也是不要钱让你抽上瘾，然后再逐步提价。常德地区城乡历来有手工织布的传统，千家万户手工生产的土布（家机布），除满足自家和本地居民的需要外，还大量销往湘西和川黔等省，仅桃源、临澧、常德三县的农村，个体织出的土布，经常德城外销最盛时达300万匹以上。外商用机器生产的“洋布”涌进市场后，手工织布也被迫逐渐退出了市场。此外，牛骨梳、牛皮带等一批传统手工产品也被挤出市场。

 

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工人队伍的逐渐壮大

 

近代工商业的艰难发展  列强资本入侵的严重威胁，也大大刺激了本地商绅，促使其拼命凑集资金，与之抗衡。同时，由于进出口贸易的剧增，常德与之相关的工商业户也大大增加。1906年，常德商人成立“常德商务总会”，调节本地帮派、行业之间的互相倾轧，力图发展本地民族工商业，以抵制洋货的倾销。常德城外沅江边皇经阁、落路口、南站沙滩河三处先后办起造船场，能制造载重达100吨的几类船只。稍后，有特色的手工染织业也发展较快，全城规模较大的染坊达8家。1912年，因外国缝纫机大量输入中国，只适用机制绵线（“洋线”），常德城内创办了“刘义茂线店”，生产蚕丝制线和机制棉线，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且畅销湘西数十县和黔东、川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常德本地的民族工业和金融业特别是手工业得到一次发展机会，到1915年全城已有织布、针织、制线、制伞、制鞋、皮箱、碾米、电光布、卫生巾、发电、冷作加工、造船等手工业工场和企业公司40余家。特别是纺织行业，有织布机户500余家，手工织机1100台。“民国初年，常德城银钱业，一时颇有蓬勃气象，钱庄计有三十家之多”。商业更趋兴旺，仅经营南货的就有一百多家，其它诸如桐油、棉花、药材、山货等土特产牙行（交易所）达300多家，并且出现了一些商贾大户，如经营土白布发家的商家“李亨泰”、“蒋万兴”等都拥有数十万银元的资金，还有号称棉纱大王的“戴荣庆”纱号，积累百万资财的“谦记绸布号”等。近代工业已初显端倪，1904年常德设立电报官局，开办公众电报业务，第二年开通常德至长沙的电话。1917年本地人集股银11万两，创办了“朗朗电灯公司”，供各商家营业照明用电。1918年100千瓦蒸气引擎发电机组增加到2台，但也只能供电灯照明。

工人队伍的逐渐壮大  20世纪初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迫使常德许多传统的手工业者失业，从而转入到码头运输等其它行业出卖苦力；对外进出口贸易和内陆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需要大量为它服务的工人。当时的常德城，仅桐油一项，“年购销量约在三十至四十万担之间”，已成为仅次于四川万县的全国第二大桐油集散中心。此外，每年出口棉花20万担、牛皮6000张、皮箱7000口。川南、黔东以及沅水上游湘西各县，在将本地出产的桐油、生漆等农副土特产品运及常德城，由洋行收购出口之后，即在常德城购回土布、匹头、百货、南货、纱线、食盐、颜料、瓷器、五金等大量的生活、生产用品。据1907年统计记载云：常德当年销往云、贵、川等地的棉花约10万担、土布约百万匹、麻160万斤。常德城沿江各码头装船的卸货的日夜繁忙，灯火通明。如此庞大的进出口商品贸易和国内交易，对运输和码头搬运以及仓储保管工人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促使常德工人队伍迅速壮大。

此外，在本地民族工商业和传统手工业在苦苦追求自身发展，谋求与外商抗衡的过程中，常德城的工人队伍也随之而发展壮大，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发展更为显著。1911年，常德总商会入会商号已达951个，到1917年，仅粮行就增加到100家。这样，店员和学徒增加很快，到1926年北伐兴起时，全城已有近万工人。这支工人队伍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多重压迫，生存在城市的底层。他们不仅收入低微，并且没有劳动安全和医疗、养老的任何保障，在他们身上天然地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特性。

 

注①：政协常德市（今武陵区）委员会文史委1986年元月《常德市文史资料·第二辑》：常德市民建、工商联文史工作组编写“常德商会会史”P5（原作者引自清《端忠敏公奏稿》卷5第5－6页）

注②：见1906年1月25日《长沙日报》

注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卷59

 

 

 

第 二 章 

新式学堂的创办和进步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探索

 

一、湖南西路师范等新式学堂的创办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常德地方承担赔款和赋税的重负，财源日益枯竭，即使是以科举为目的的旧教育也难以维系，儒学和书院生员锐减，学风日下。面对内忧外患，常德知识界和政界中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士，开始怀疑科举取士的教育制度，并酝酿予以改革。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大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举国哗然。第二年清廷又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知识界痛心疾首，导致当年5月爆发了有1300多进京会试举人签名上书，要求“变法成天下之治”的“公车上书”事件，拉开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之后，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推行变法新政，在湘创立“南学会”，讲求御侮救亡之术，开办《湘报》，以启迪民智。武陵（1913年武陵县改称常德县）才子何来保偕意气相投的学友杨概、汪容积极参与，成为其会员和撰搞人，在《湘报》上发表开拓风气，主张维新的文章《说私》，影响较大。戊戌变法失败后，何来保回到常德城，与同乡赵必振等成立“寒社”，每天吟诗作赋以抒胸中不平之愤。1900年，湘人唐才常秘密组建“自立军”，何、赵二人均参与其事。事泄失败后，何来保被捕就义。赵必振逃亡日本，后来翻译出版了中国最早分析批判帝国主义的著作《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近世社会主义》。  1898年，常德进士戴展诚等创办常德明达学堂，公开宣称其教育宗旨是明经义、达治发，与几乎同时开办的长沙时务学堂相呼应，开常德乃至全省新式学堂的先河。当年9月，百日维新遭慈禧太后扼杀，明达学堂和时务学堂等俱与新政一道被取消。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更趋垂危。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迫使清廷签订赔款高达4亿5千万两白银的“辛丑条约”。面对如此亡国亡种的局面，全国各地再次响起施新政的强大呼声，常德民众甚至官府中一些有变法求存思想的人，已对腐败的朝廷失去信心，决心走开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此时，清廷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也不得不下旨恢复施行部分新政，其中一条就是废八股、设学堂、奖励留学。常德的西路师范学堂等一大批新式学堂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1902年，常德知府朱其懿和被罢官在家的维新人士熊希龄（湘西凤凰人，朱其懿的妹夫），在常德城内北门玛瑙巷创办湖南公立西路师范讲习所，第二年改为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开创沅江、澧水流域师范教育，也是湘西北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堂，在全省三路师范学校中（其余有长沙的中路师范学堂、衡阳的南路师范学堂），它也是发起最早的。第二年，知府朱其懿又创办府立官办常德中学堂，为西路师范的附中。西路师范一创立，就一改过去儒学陈腐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废科举、兴科学。在教员方面，它大量聘用归国留学生以及有维新思想的杰出人才，对向警予走上革命道路起到重要影响的大哥向先钺就任教于该校。此外，它还聘请了一部分外国教员。在教学内容上，它开设的课程让人耳目一新，计有读经、国文、修身、格致、英文、东文（日语）、数学、理化、博物、教育心理、法政、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体操、手工等。在学生方面，它选招常德城一带和湘西的常德（今武陵区、鼎城区）、桃源、汉寿、临澧、安乡、澧县（含今津市市）、石门、慈利、沅陵、辰溪、泸溪、芷江（含怀化市）、黔阳（含今洪江市）、麻阳、永顺、保靖、龙山、桑植、乾城（今吉首市）、大庸（今张家界市）、古丈、凤凰、永绥（今花垣）、晃县（今新晃）、绥宁、通道、靖县、会同、沅江等三十个县的拔尖学生。学生入校后免收学费，还免费提供食宿和学习用具、寒热制服、鞋帽等。自此该校成为湘西北人才俊杰汇集的地方，“成德达材”之府。它不仅师资辈出，分布各县，主持教育，解决了当时由于新式学堂迅速发展，急需教员的问题；而且成为湘西北革命策源地。辛亥革命前，从这里走出的著名反清民主革命人士就有林伯渠、蒋翊武、覃振等，此外还有李烛尘、翦伯赞等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辛亥革命后，学校改称省立二师（1912—1926年），是该校革命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湘西北第一个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共产党组织，都诞生在这里。粟裕、滕代远、廖汉生等一代风云人物在这里踏上革命征途。

西路师范学堂的创立，开常德办新式学堂的风气，1903年初，几乎与西路师范同时，常德德山书院改建为武陵县学堂，为全县第一个公办小学堂。1904年改为武陵官立高等

小学堂（今常德市二中）。1903年，常德知府朱其懿在常德城大善寺创办常德府官立中学堂，是湘西北第一所普通中等教育学堂，当年招生120人。至1911年，常德城已有16所新式学堂。这一大批跟进的新式学堂为后来各个时期，各个方面都培养、孕育了一大批象刘复基、辛树帜、陈瑾琨这样的杰出人才。新式学堂取消各种象征君权、礼教的牌位，废止祭祀，忠君的观念逐步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代替，同时出国留学也成为热潮。由于广大学生有机会广泛接触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所以办学以兴实业，读书以救危亡，成为常德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新学风的熏陶，仅常德城的新式学堂就走出了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起义的两位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培育了数位象林伯渠、宋教仁、覃振这样的民主革命家。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垮台，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结束。新式学堂进一步发展，不仅中小学成倍增长，而且办起了职业学校，1917年常德城乡各类在校学生已有3587人。

 

二、林伯渠、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等反清革命活动

 

  1902年，林伯渠考进湖南西路师范学堂，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当时学校附近设有一个书局，负责人唐承隋是林伯渠父亲的好友。这个书局经常出售上海、香港出版的进步书刊。林伯渠和一些进步学生经常在课余来此浏览、阅读。这些公开、半公开或秘密流传的书刊主要有：邓观应著《盛世危言》、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康有为和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章士钊办的《国民日报》等。 1903年下半年，更有陈天华写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写的《革命军》等公开提出打倒满清朝廷的文章。这些报纸书刊，大大促进了林伯渠等学生民主共和思想的萌发。

不久，林伯渠联络了一些进步学友成立新知学社。他们经常在校园东北隅地僻人稀的音乐教室聚集，共同阅读书报，纵议国事，无所忌讳。时间久了，引起校内一些顽固分子的非议，校方便把音乐教室锁了起来，以示阻禁。林伯渠等又另在北门祗园寺租了两间空房，存放反清革命书刊、报纸，除自己阅读外，还分头秘密出售，以扩大影响。此后，新知学社渐渐扩大到四、五十人，成为知识青年在常德成立的最早的反清进步团体。林伯渠后来忆及此事说：“戊戌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其思想言论，对国内知识界影响很大。我在西路学堂时，即获读《新民丛报》，加以唐才常汉口起义等影响，所以蒙混的仇满和富国强兵思想，当时是很强烈的”。

 
 
在常德城读书这段时间，林伯渠结识了覃道让（桃源人、后改名覃振）、蒋翊武等反清志士。1903年底，林伯渠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官费留学日本。1904年初去日本后，又先后结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此后，林伯渠追随孙中山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仍然在孙中山身边工作，被孙中山视为亲密战友。

林伯渠去日本留学后，继他在常德城积极从事反清革命的又有西路师范学生蒋翊武、武陵县学堂学生刘复基、常德府立中学堂学生覃道让等人。

1904年初，蒋翊武（澧县人）进常德西路师范学堂读书。对清廷签订的《辛丑条约》、《马关条约》等屈辱条约，蒋翊武等爱国学生深感屈辱和愤慨，在作文中大胆提出“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公开要求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使得发起办校的维新进步人士熊希龄等也不禁大为惊骇。这年2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宋教仁担任正、副会长。当年春天，宋教仁即介绍正在常德府立中学堂读书的覃道让加入华兴会。此后覃道让因经常发表反清言论而被学堂开除。离校前，覃欣然命笔，写下《死里求生》一文，宣扬反清革命，并将该文复制多份，遍贴常德城大街小巷。围观者多至交通阻塞。湖南巡抚闻报，遂令将覃缉捕下狱。后经人斡旋，才得以获释。覃赴日求学。同年下半年，华兴会策划在慈禧太后70寿辰时，湖南长沙、岳州、衡阳、常德、宝庆分五路同时起义。覃道让回国帮助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9月，宋、覃回常德城筹备起义，并介绍刘复基、蒋翊武等加入华兴会，共谋大事。蒋翊武和同学黄贞元、梅景鸿等以西路师范为据点，帮助宋教仁做了许多秘密联络工作。蒋翊武、刘复基、覃道让等协助宋教仁，于当月在城内“五省客栈”建立湘西联络总站。10月初，在常德城大西门笔架城举行会党集会，宋被推举为龙头，并议定：起义时会员都扮作去慈利朝五雷山的香客，在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听候待命。11月初，长沙一路起义因泄密而失败，宋教仁被迫逃往日本。蒋翊武、梅景鸿等受此事牵连而被校方开除。覃道让改名覃振，再次潜往日本。刘复基亦改名刘汝夔，隐匿于常德城北门外柳叶湖乡间。此后，蒋翊武、刘复基继续在常德秘密活动，在城北祗园寺设会党秘密联络机关，为反清起义奔走于湘江、沅水两地。

1905年春，湘西马福益集反清会党精英于洪江，图谋再举。刘复基闻讯后，欣然前往参加。不料起义又告失败，刘被迫逃亡日本，并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初，刘复基和覃振受同盟会派遣回国，在长沙与胡有华、杨熙绩创办中外名报代办所，暗中运销《民报》。其间，刘复基在长沙介绍蒋翊武加入同盟会。当年夏，刘、覃、蒋三人协助禹之谟组织公葬在日本跳海殉难的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共发动三万多群众将陈天华、姚宏业安葬于岳麓山。当时即遭清政府镇压，禹之谟被捕入狱，覃振复逃去日本，刘复基、蒋翊武二人潜回常德躲避，并仍用祗园寺作为联络机关，招纳会员，密谋起义。1907年，刘、蒋二人协助浏（阳）、醴（陵）、萍（乡）起义失败，两人被迫潜往上海，与杨卓霖等合办报纸《竞业旬报》，宣传革命。

此后三人一直坚持反清斗争，刘复基、蒋翊武在武昌投入新军，于1911年10月10日，共同参与领导了著名的武昌起义，终于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刘复基牺牲于起义当天，与其同时遇难的还有彭楚藩、杨洪盛二人。后人在武昌建首义烈士纪念会馆，修三人亭，命名彭刘杨街。常德城亦建首义小学（今高山街小学），兴烈士祠（今烈士街人民电影院附近）。蒋翊武在1913年7月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牺牲于广西桂林的战斗中。孙中山先生为其墓亲笔题写“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后迁葬于长沙岳麓山。覃振于1908年被清军逮捕入狱，判终生监禁。在长沙、桃源关押直到武昌起义爆发，长沙光复之日。出狱后，即率湘桂联军去湖北援助武昌起义。最初在常德城开展反清斗争的林伯渠、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覃振等进步知识分子，后来都成为推翻满清王朝的重要人物。

 

三、梅景鸿、陈孝骞等建立常德军政府

 

  　梅景鸿（字子逵），曾与覃振等人同在常德府官立中学堂读书。1904年，华兴会准备发动全省反清起义，宋教仁来常德筹备，发展梅景鸿、刘复基、蒋翊武、胡焕安等人加入华兴会，梅景鸿等随即积极协助筹措起义事项。起义失败后，梅设法筹集盘费，密租小船一只，送宋教仁逃离常德，转赴日本，自己则和蒋翊武等被开除学籍。陈孝骞（字宜之）与梅景鸿是甥舅关系，两家同住常德城西杨家牌坊，当时失业在家。梅失学后，两人常去邻居胡善恒家去阅读《皇帝魂》、《浙江潮》、《洞庭波》等进步书籍，谈论“甲午战争”、“辛丑条约”、“戊戌变法”等国事。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宣告独立，成立湖南军政府。巡抚余诚格逃走，巡防军统领黄忠浩被处死。消息传到常德后，梅景鸿、陈孝骞联络胡善恒、胡善思、赵听秋等数十青年响应起义。10月24日，成立常德军政府，这是辛亥革命的一大成果，是湘西北唯一的军政府。军政府设在府考棚（今常德市公安局），大家将考棚打扫干净后，从家里搬来太师椅、方案、檐彩、堂帐、桌围、椅披、椅垫，将考棚装饰一新，然后各尽所有，捐钱办事。大家把辫子剪掉，燃放鞭炮，大呼口号，上街游行，大造声势，常德知府闻讯逃走。常德军政府电告湖南军政府都督焦达峰，请求派员领导，同时通知常德府、武陵县衙，武陵知县廖世英表示交出大印，承认军政府。

10月30日，湖南省军政府派西路招讨使杨任一行100多人，乘小火轮来常德接管政权，梅景鸿、陈孝骞率队至下南门码头迎接。常德父老欣喜若狂，市民开始剪掉发辫，以示清王朝灭亡，获得解放。

11月2日，湖南都督焦达峰在长沙被立宪派杀害。3日上午，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升为其上司黄忠浩报仇，率军冲进军政府，见剪辫者就刀砍枪杀。梅景鸿、陈孝骞不知有变，被砍成重伤倒地，叛军走后，大家将梅、陈抬回家医治，陈傍晚去世，时年25岁。梅养伤半年才康复。事变当天，被杀的还有杨任、余昭常等十人。杨被砍头、敲牙、挖心，陈斌升还用杨任的血尸祭黄忠浩的灵位。杨任时年24岁。

梅景鸿愈后去长沙找到革命党人，继续活动。1912年9月，革命党人讨袁失败，袁世凯手下汤芗铭任湖南督军，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梅景鸿被捕入狱，1914年被杀害于长沙，时年27岁。

此后，常德人在烈士祠设梅景鸿、陈孝骞、杨任、余昭常、刘汉庭等人灵位，将其安葬于德山书院（今常德市二中）旁青山上。

 

四、唤醒妇女解放的启蒙教育活动

 

20世纪初，常德城妇女生活在苦海之中。她们不仅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力，在经济上没有地位，而且在家庭里还要受夫权思想的压迫，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特别惨的是广大贫苦人家的妇女，终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从小就没有受教育的条件和权利，长大后也只能去做苦工，但即使是出卖劳力，工资也只能得到男工的一半。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她们中有许多人为贫困所迫，或被卖到有钱人家当终生使女，或被逼作别人的小老婆，或沦为娼妓。据记载，当时仅有几万人口的常德城，就有分为上、中、下三等的妓院数家，经官府登记的妓女有上百人，暗娼就更多了。这些为生活所迫出卖肉体的穷人家女孩子，平时受尽鸨儿、龟头、嫖客的凌辱，终日含悲卖笑，一旦患病死去，只有一块草席裹尸，草草掩埋荒郊，令人惨不忍睹。那些卖身为婢的女孩子命运强不了多少，终年日夜辛劳却没有任何报酬，没有丝毫自由，甚至连婚配的起码人生权利都没有。即便如此，许多穷苦人家的女孩子，为了活命还是不得不走这条路。而有钱有势的人只需付出少许银钱，甚至不给钱就能得到一张卖身契，所以，当时常德城拥有数十个使女的大户人家就有好几个。

妇女的这种悲惨处境，引起有识之士，特别是知识女性的关注。作为一个商贸中心，20世纪初以来，西方的进步文化和反封建民主思想大量传入，常德城涌现了一批反清革命斗士，这一切都对常德妇女有很大影响。一些有志的常德女青年追求解放，勇敢地冲破了种种束缚，争取在本地或外埠学堂求学，成为常德早期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女性，成为第一批对常德妇女进行启蒙教育的先行者。

蒋胜眉，常德城大西门杨家牌坊人，出嫁到临澧后,生有一女一子。丈夫病故后，她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于1909年携子女回到常德城。虽已年过30岁，仍一心想读书学习，并改名为胜眉，取女子胜过须眉（男人）的意思。归常后即进常德女子师范速成班读书，在班上人称“大姐”。此时，向警予也正在这个班读书，两人年龄悬殊，但因志同道合，来往密切，友情笃厚，结为忘年之交。两人常促膝长谈，探索妇女解放，教育救国问题。1910年，她俩和志同道合的学友许友遵（向警予的嫂子）、翦万镛（翦伯赞的姑姑）、胡善伦、唐婉芬、余子敏等，在常德结为姊妹。并立下誓词：“姐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1911年，常德女师停办。蒋胜眉、向警予又于1912年去长沙，双双考入新创办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两人发奋苦读，严冬时分宿舍寒冷，要将两床薄被合在一起共眠，方能入睡。就这样，在当时反封思潮和向警予的影响下，蒋胜眉逐渐形成民主革命思想，立下了坚决为争取妇女解放而奋斗的志向。

毕业后，蒋胜眉被派到桃源县城教书。1916年应常德育德女校的聘请，回到常德城任该校舍监。在女校任职后，蒋同时在城内铁家桥口火星池创办了常德第一所专为贫苦妇女而设的“女子习艺所”。习艺所设4个班，每班20人。除了教她们做针线、搞编织，以鼓励她们走出家门，自力更生外，还让她们学文化、学时事，向她们宣传打倒封建，男女平等的思想。1918年，蒋胜眉又遭打击，她唯一的儿子，丁玲的弟弟，不幸患病而死，她虽痛不欲生，但在挚友向警予等人的开导下，为了妇女解放事业重新振作，又与余子敏等知识女性四处奔走，于当年夏天成立了湘西北第一个进步妇女团体——妇女俭德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到会会员竟达千人，还有应邀前来的有关各界人士。大会公推蒋胜眉、蒋仁毅、余子敏，以及常德县县长夫人和驻军冯玉祥将军夫人为负责人。蒋胜眉在大会上报告了俭德会的宗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争取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成为常德妇女几千年来的新鲜事。

当年，妇女俭德会在城内开办常德第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常德文艺女校。起初，校长是聘请的，后来见其不能胜任，蒋胜眉毅然辞去官办育德女校职务，自任校长。她整天奔走操劳，力整校务，使学校逐渐兴旺。她在一则日记中曾写到：“白天整日忙忙碌碌，至晚与一、二教师守古庙，夜读不倦，假舒气以破岑寂，能以（妇女）教育为终身事业，俾社会有所裨益，亦诚忘忱心有所慰也。”足见蒋胜眉等最初为常德妇女启蒙教育和妇女解放而奋斗的知识女性，其劳累，其清苦，其乐在其中之状。

1919年，妇女俭德会又在常德城东门外创办平民女子工读互助团，开设文科和艺科。不仅不收学费，学员在半工半读中还有一定的收入。艺科开设有缝纫、纺织、织毛巾等。平民女子在这里边学手艺，边学文化，同时也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

进步知识女性早期的这些启蒙教育活动，在常德的妇女群众中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种子，在此后的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常德城都涌现了一批杰出的革命女性。著名女作家丁玲，童年和少年生活在常德，受母亲蒋胜眉和“九姨”向警予影响很深，很早就树立了民主革命思想。

  

 附人物简介：

刘复基（1884—1911.10.10），又名汝夔，字尧澄，武陵县（今武陵区）柳叶湖人。家住常德城内大河街（今沅安大道），靠父亲开灯笼铺为生，家境贫寒。少时就读于德山书院、武陵县学堂（今常德市二中），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慨然立下革命大志。

1904年，华兴会密谋在湖南长沙、岳州、衡阳、常德、宝庆五路同时发动反清起义。副会长宋教仁主持常德一路工作，于当年9月抵常。刘复基由宋教仁、覃振介绍加入华兴会，积极参与活动，与蒋翊武、覃振等协助宋在常德城内设立湘西联络总站，并于10月初在笔架城召开了商定起义的会议。起义失败，宋教仁亡命日本，复基避匿于常德城北门外柳叶湖乡间，与蒋翊武坚持秘密反清活动。第二年（1905年）春，湘西马福益集会党精英于洪江，图谋再举。复基闻讯，毅然前往参加。不料起义又告失败，复基被迫逃亡日本，不久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1906年初，复基受命回国，在长沙与覃振、胡有华、杨熙绩等创办中外名报代办所，并暗销《民报》及各种革命宣传书刊。当年夏，协助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等，组织各界人士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于长沙岳麓山。事后，禹之谟被捕入狱，复基与蒋翊武潜回常德，暗设革命机关于常德城祗园寺，继续在沅水澧水之间招纳会员，密谋起义。1907年春，两人参与协助萍（乡） 、醴（陵）、浏（阳）起义。起义失败，清廷大肆捉拿革命党人，复基乃同蒋翊武避走上海，协助杨卓霖办《竞业旬报》，以通俗文体宣传革命。

1908年春，至汉口办报，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员，并引荐蒋翊武进报社。不久，加入新军中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1910年，立宪党人杨度，附合清廷借外债修铁路的说法，遭到湖南各界人士反对，避居汉口英租界。复基闻讯，便邀集旅鄂革命志士杨三鹏、李六如等百余人，在湖南会馆开会声讨，并前往英租界邀杨度出席答辩。杨拒绝出席，复基便扭住杨的辫子，将他强拖出门外，遭到英国巡捕干涉，复基被押8小时。接着《商务报》也因刊登声讨杨度文章，反对借款修筑粤汉铁路，被迫停刊。9月，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复基为了加强军队的策反工作，毅然加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新兵。

1911年元月，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设总部机关于武昌小朝街85号，复基被推为评议部长。他们以同盟会纲领为宗旨，以研究文学为名在军中开展活动，先后在新军中发展社员3000余人，同时出版《大江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在新军中加强防范。文学社人数多，联系频繁，易于暴露，复基又脱离部队，从事单线联络工作，并积极促进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进而共同策划发动武昌起义。

9月1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大团体举行联合会议，决定在汉口设立政治筹备处，在武昌设军事筹备处。复基任常驻军事筹备处筹备员，负责筹划有关起义准备工作。9月24日，复基与共进会首领孙武等召开军事联合会议，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起义。推举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并电告湖南焦达峰同时发难。由于清廷防范严密，联络困难，后又决定延期至10月11日。

会议结束后，刘复基与邓玉麟一道以常驻军事筹备员的身份驻部办公。此时，蒋翊武尚在岳阳，复基为指挥部实际负责人。他一边委托居正、杨玉如赴沪邀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一边派李甫往岳州（今岳阳）邀蒋翊武速回鄂。

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总机关制造炸弹失事，总机关被破坏，武昌的革命机关与领导人均已暴露。军警又大肆搜捕，形势万分紧急。是日，复基正在与刚从岳州赶回武昌的蒋翊武在小朝街机关总部商讨起义事宜，得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复基说：“事已至此，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起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并将早已准备好的地图及方略取出交给蒋翊武。蒋阅后称赞不已。于是以总指挥的名义当即起草一道命令，派邓玉麟等分送各标营，约定于当晚12时，以南湖炮台鸣炮为号，各营同时起义。

晚10时，复基等正在小朝街机关等候起义信号，忽闻敲门声甚紧，情知有变，即手持炸弹下楼拒敌。这时巡警已破门而入，复基连掷三弹，不料爆炸后弹片反弹，自伤其手，遂被捕。10月10日晨，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衙门外，年仅28岁。

复基虽死，起义仍于10月10日发动，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这一天也成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后人在武昌建武昌首义纪念馆、首义广场、三烈亭（刘复基、彭楚藩、杨洪盛），并命名彭刘杨街。故乡常德城，亦在烈士祠内供奉其灵位。他的母校常德市二中，在大门内正中花坛上安放刘复基的大理石雕像，并铭刻其生平，以示永远的纪念。

蒋胜眉，女，字慕唐，武陵县城（今武陵区）人，1878年生。原名余曼贞，出嫁后以夫为姓，遂改名蒋胜眉，胜眉取女子胜过须眉（男人）的意思。她少时入家塾读书，喜诗词、绘画。父亲余鹗，清末拔贡，曾在云南做过知府，与临澧县大户蒋锡瑞友善。胜眉20岁时，遂嫁其子蒋保黔为妻，生一女一子，子早夭，女名蒋冰之，即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丁玲。1909年，丈夫病故，她冲破封建陋习，携子女毅然回到常德城。

1910年，她虽已年过30岁，仍抱定决心，进常德女师速成班学习，并与同班向警予感情深厚，志趣相投。她俩与常德城其他几位思想进步的女性，结为七姊妹，相互勉励，并经常在蒋的家中讨论妇女解放问题。那时，同学们称胜眉为大姐，丁玲则亲切地称向警予为九姨。1912年，胜眉和向警予一道进入长沙省立一女师学习，毕业后被分派到桃源县教书。1916年，应常德县立育德女校的聘请，回常德城担任该校舍监。任职期间，同时致力妇女解放运动，于1918年创建了湘西北第一个妇女解放团体——常德妇女俭德会，提倡妇女走出家门，不敬神，不缠足，不盘头。这一年，蒋带领妇女俭德会，在常德城创办了湘西北第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常德文艺女校。1919年，蒋胜眉又创办女子工读团，专收贫困人家女子。学生半工半读，不仅不需交学费，还有一定收入。1922年6月，湘西北第一个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胜眉被推选为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长。

1931年，胜眉女婿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从此在家为女儿丁玲抚养子女，深居简出，停止了社会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丁玲去了延安，胜眉将两个外孙托人带去。自己孤独一人，每日读书、写诗、写回忆录。日机轰炸常德城时，她避居乡间，过着“白发苍苍睡乱床，断简残篇不用装”的凄苦生活。1949年秋，常德城解放后，她由女儿接到北京。1954年5月4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

 

 

第 三 章   

马克思主义在常德城的传播

 

一、抵制“洋货”和声援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全国各地迅速群起响应。在湖南，以毛泽东、何叔衡为首的新民学会，团结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建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救国十人团、国货维持会以及湖南各界联合会，在全省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在常德城，以省立二师进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众，在五四运动浪潮的冲击下，革命热情高涨，迅速建立了学生联合会和国货维持会，投入了声援五四运动，抵制“洋货”的反帝爱国斗争。

1919年5月19日，常德县劝学所、教育会、通俗教育会讲演所和常德农会会长戴展诚等市民，分别给北洋政府总统府、大总统、国务院、国民外交协会发出电报，声援五四运动，强烈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指出“金瓯将缺，何以自存！”“务恳请政府电令专使在巴黎和会席上，中日间不平等之条约力请撤消”，表明了常德民众反帝爱国的强硬态度。全城青年学生及爱国群众在学联及农会的领导下，涌向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争回山东主权！”“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等口号，张贴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标语，唤醒群众一致起来，为挽救国家危亡，抵制日货、维持国货。常德城青年学生和爱国群众的斗争，震动了湘西北各县城乡。

6月15日，常德学生联合会组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在市中心府坪一带宣传抵制日货，与日商发生冲突，愤怒的群众支持学生，参加了行动，一举砸碎了府坪的新隆、下南门的丸三、常青街的弘旗等几家日本洋行的门窗玻璃，并没收了他们的部分货物，集中在公共体育场烧毁。日本商人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非常恼恨，趁机通过日本领事馆向湖南省督军张敬尧提出交涉，起初要求索赔1万银元，后又降低到5000银元。常德爱国群众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任常德镇守使的冯玉祥将军的支持。在军阀的军队中，冯玉祥是一位有强烈爱国爱民思想的将领，自1918年6月率部进驻常德城后，除了练兵，加强部队建设外，还努力治理地方政务。当张敬尧派出的交涉员朱润荪与日本驻常德城居留民会会长高桥新二提出：赔偿损失，惩办凶手，正式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项无理要求时，冯玉祥予以坚决拒绝，并说，学生们的行动是出于爱国义愤的行动，要今后不再发生这种事，必须由洋行贴出告示，说明过去方法不良，以后极力改正，当群众满意了，就不会再去捣毁了。日本商人一再要求赔偿损失，最后提出赔偿四分之一的修理费，冯玉祥说一个子儿也没有，但可以派兵保护你们。于是在每家日本洋行门前设两个岗哨，凡有中国人到日本商店里去买东西，岗哨都要盘问搜查，戒备森严。结果使那些日本洋行门前冷冷清清了，谁也不敢去买东西。几星期后，日本商人主动要求撤走岗哨，再也不敢提出赔偿一事了。学生们的爱国斗争取得了胜利。

常德城人民声援五四运动的爱国行动，震惊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湖南省军阀张敬尧。6月29日，他们互相勾结，将日本炮舰“隅田号”开至常德港，妄图用武力威胁、镇压常德的爱国运动。在常德城爱国青年和各界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冯玉祥命令部队在下南门沿河城墙架起大炮，将炮口对准停泊在沅江江面上的日本炮舰，准备迎击。日舰见势不妙，只好悻悻离去，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二、声援“驱张”斗争

 

驱逐封建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是五四运动时期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常德城人民积极配合省城群众进行斗争，为“驱张”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张敬尧是北洋军阀皖系段祺瑞的走狗。1918年4月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等进驻湖南后，被段祺瑞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主湘后，便实行其暴虐的统治，烧杀淫掠，搜刮民财，摧残教育，钳制舆论，无恶不作。湖南人民恨之入骨，称其为“张毒”。五四运动爆发后，反帝反封建运动蓬勃兴起，把张敬尧驱出湖南成为全省人民的一致要求。

1919年12月2日，长沙万余名师生和工人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大会，遭到张敬尧的武装镇压。4日，省学联决定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6日，省学联联合各界发表“驱张”宣言。随后，又组织各界驱张请愿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等地开展请愿活动。18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三十多人到达北京。

省会长沙的“驱张”运动开始后，常德青年学生和其他爱国群众迅速响应，成立“驱张”团体：驻常湖南学生请愿代表团。常德学生联合会、常德各界联合会、旅省常德学友会等团体纷纷打电报到北京，历数张敬尧的罪恶，强烈要求政府撤惩张敬尧。当时任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校长的孙孔厚和教育会副会长陈锐是常德人，但他们与张敬尧沆瀣一气，助张为恶，引起常德人民的强烈不满，将他俩的罪状公布与众，通告全国，并宣布开除他们的常德籍。常德各界联合会为驱逐张敬尧，在向北京政府发的电报中说：“张敬尧摧残教育，抵押矿山，盗卖纱厂，勒种烟苗，历行虐政，不遗余力。政府负保卫人民之责，对于湘人素无深仇积怨，胡竟纵其横暴若此？务请首重人道，立将张督罢免，以解倒悬，湘民甚幸。”常德人民的驱张运动，仍得到了冯玉祥将军的支持，他表示只要对国家前途有利的事，一定全力支持。1920年2月6日，常德各界代表聚会商讨驱张办法，定于2月9日在常德城内公共体育场召开常德国民大会，声讨张敬尧的罪行，同时发布“驱张”宣言，并电请湘北南方将领速讨元凶。

1920年6月11日，暴戾恣睢的张敬尧及其所部，终于在全省人民和全国舆论的声讨及湘军的进逼下，仓皇逃出长沙，26日即从岳州全部滚出了湖南，并得了个守土不力，罪有应得，迅即进京听侯查办的处置。至此，驱张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

 

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反动军警逮捕的32名学生中的北大学生鲁其昌（鲁易），是常德城南人。五四运动期间，正在天津读书的常德城郊芦荻山乡人黄爱，积极参与声援斗争，被推选进天津学联执行部工作后，又成为周恩来等发起成立的觉悟社社友。10月，作为天津代表，赴京请愿，要求惩办镇压爱国运动的军阀，被北京军警关入牢狱数十天。他们在五四运动期间，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对家乡常德有很大影响。

作为湘西北最高学府的常德省立二师，学生来源广泛，思想活跃，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以及国外深造的学友也很多，是接受传播新思想最快的场所。早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和革命党人的反清思想，也曾激发了大批进步师生的革命要求。马克思主义传入常德后，二师进步师生成为学习和传播的主导力量。

五四运动后，一些在外地读书的常德籍青年经常将一些进步书刊寄回家乡，长沙文化书社也定期寄来订阅的社会主义报刊。于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谢觉哉主编的《湖南通俗日报》和湖南《大公报》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源源不断地涌进常德，成为进步学生的精神食粮，他们如饥似渴地从中汲取营养，学习革命真理，思想上得到启迪，加深了对黑暗中国罪恶本质的认识，懂得了拯救中国，只有唤起民众，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1922年初，省立二师的进步学生蒋希清（蒋水）、宋先礼、严正谊、左天锡、杜永庆、杨道瑞、姜见善、汪德基、罗筹、曾亮及二师附小学生丁勒生（又名丁默村 ）等人，在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及湖南团组织联系后，发起组织了湘西北第一个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省立二师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研究会。这些学生经常聚集在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和《唯物史观浅说》、《社会进化史浅说》、《共产主义ABC》等通俗小册子。他们不仅在团体内部组织学习，还有计划地把这些读物送给那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还不太了解的同学阅读，引导他们投入到革命的怀抱中来。为了向外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校内举办了《反帝》、《震西》、《沅涛》、《励志》、《怒吼》、《 旸山》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墙报。还组织进步学生到街头巷尾、郊区菜农中，进行小规模的演讲，向工人、农民、市民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对人民群众剥削压迫的实质，号召他们起来为拯救中国，推翻反动统治而斗争。来自湘西各县的学生通过写信、邮寄书刊和假期回乡探亲访友等形式，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二师学生的引导和帮助下，不久，省立二中进步学生也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常德城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常德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思想基础，正是在这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中，出现了湘西北第一批党、团员。

 

四、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抵制洋货、维护国货斗争的同时，常德城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及觉醒的城乡群众，在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旗帜下，对长期禁锢常德人民的封建文化，特别是压迫妇女的封建宗法制度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受封建礼教及封建道德压迫最深的是广大妇女。五四运动期间，争取妇女解放便成为常德城反封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争取妇女解放的运动中，尤以常德最早从事妇女解放启蒙教育的蒋胜眉等一批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妇女知识分子最为活跃。五四运动爆发后，蒋胜眉等进步知识女性，响应五四运动反封建号召，响亮的喊出妇女解放的口号。1918年夏，她们就创建了常德知识界妇女的组织“妇女俭德会”，蒋胜眉担任主席。“妇女俭德会”的宗旨就是争取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俭德会”还设立了专收女性的附属学校，先后在常德城内火星池等地创办了“女子习艺所”、“文艺女校”、“平民公读团”、“涵粹女校”等女子学校，主要招收贫苦女孩子和青年妇女入学，学习争取自立的劳动技能，学习拓宽视野的文化知识。蒋胜眉等女知识分子还向她们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妇女应起来争取自己解放自己的民主革命思想。1919年，常德进步女学生自发组织了“妇女天足会”，强烈抗议封建礼教对妇女肉体的摧残，坚决反对让妇女裹小脚，大胆喊出了“还我天足”的口号。许多女学生带头剪长发，放小脚，并把每个人的裹脚布集中起来，在大街上当众焚烧。

1922年6月常德成立团组织后，蒋胜眉，欧阳熙（欧阳心凝）等成为首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妇女运动委员会正、副委员长，随即着手筹组常德女界联合会。她们四处奔走，广泛联系工、农、商、学和文化宣传等各界人士，终于使常德女界联合会于当年10月正式成立。该组织成立后，一方面为争取妇女的权益而呼吁，一方面积极支持妇女受教育、学本领，鼓励广大妇女参加反帝、反封的社会活动。

1923年7月，在女界联合会的呼吁下，县议员聂狱嵩、赵正学等在常德县议会提出的“禁止妇女缠足”议案正式通过。此后，县议会修改制定了《禁止妇女缠足简章》，咨请县政府布告施行，并责成各区、乡（镇）、保、女校都成立“妇女天足会”。女界联合会为了监督和配合这一简章的切实施行，全体成员都分头下到城乡各基层单位进行宣传、发动，并且召开各处的中青年妇女会议，大力宣传放脚、剪发的好处，说明破除封建礼教强加在妇女肉体上的枷锁的意义，号召城乡妇女走出家门、自力更生，争取男女平等。在城乡各处召开的中青年妇女会上，都有女界联合会事先做好工作的进步女青年当场放足、剪发，现身说法。一时间放脚、剪发之风，靡行常德城乡各地。大批妇女冲破封建阻力，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和各种社会活动，这是常德妇女投身民主革命迈开的第一大步。

 

 

 

第 四 章     

党、团组织的创建及其领导的群众运动

 

一、党、团组织的诞生

 

建立湘西北第一个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2年春，常德省立二师、省立二中等学校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的进步学生蒋希清、严正谊、汪德基、左天锡、曾亮、杨道瑞、宋先礼、罗筹、许和钧、杜永庆等，由丁勒生等介绍（丁此前在上海由施存统等介绍于1921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团小组，由丁勒生担任组长。他们是湘西北第一批青年团员。随即又发展了邹嵩皋（邹勋）、姜见善、张德锐（张又锐）、张泽尧、胡承焯等加入团组织。

1922年6月12日，在常德城召开第一次全体团员大会，参加会议的有35名团员，其中大部分是省立二师的学生。大会正式成立了湘西北第一个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常德团地委）。推选出执行委员3人：书记蒋希清、经济委员曾亮、宣传委员左天锡。团地委下设省立二师、二师附小、省二中学3个团小组。团地委联络点设省立二师。次日又成立4个下属委员会，即学生运动委员会，正副委员长为胡承焯、周祜；劳工运动委员会，正副委员长为汪德基、姜见善；农民运动委员会，正副委员长为胡炎奎、杨镇寰；社会教育运动委员会，正副委员长为余德镛、刘勋树。不久，又增加妇女运动委员会，蒋胜眉、欧阳熙为正副委员长。

常德团地委是继长沙之后，几乎与衡阳同时建立的全省3个“地方团”之一（衡阳团地委成立于1922年5月1日），也是当时全国最早的地方团组织之一，开始时直属团中央，后由团长沙地方执委会代管。常德团地委除了直接领导常德县城乡的团组组织，同时负责指导附近各县团的工作。它成立后即与团中央和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团湘区委成立之前代行领导全省团的工作，书记由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兼）取得了联系，详细报告了常德团地委成立前后情况。6月20日，毛泽东向团中央的报告中，就报告了“衡阳、常德两地方团成立”的信息①。常德团地委成立后，秘密开展了一些活动。在市中心大高山街设立了一个新书报贩卖社，从外地邮购一些马克思主义读物和进步书刊，然后到进步学生中秘密发售。负责这项工作的先后有二师学生严正谊、曾亮、张泽尧、邹嵩皋等团员。此外，由妇女运动委员会促成常德女界联合会的成立，推动妇女的反封建斗争。到当年的8月，团员人数就发展到85人，其中有女性12人。初成立时的团员都是学生，以后有店员1人、农民1人。到10月，团员人数增加到100多人。但是，由于发展过快，有不少团员并不大了解团的性质和任务，不太热心团的工作，组织观念也不强。加上学生团员在寒暑假期间各自返乡，有的毕业后也回到原籍去了，团的工作时有停顿。10月12日，常德召开24人的团员会议，改组地方执行委员会，推选丁勒生、蒋希清、汪德基、胡中持、曾亮5人为执行委员，执委会书记为丁勒生，组织部主任蒋希清、宣传部主任汪德基。严正谊、唐笑揖、蒋胜眉3人为预备执行委员。会议还改组下属各委员会，指定各委员会负责人：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欧阳熙、劳动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唐文进、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长胡中持、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杨镇寰、社会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汪德基、非基督运动委员会（新增的）委员长严正谊、政治宣传（运动）委员会（新增的）委员长唐笑揖。

这次会议，只认定团员28名，其中女性6人，店员1人，工人2人，议员1人，余为学生。会议还推定汪德基、杨镇寰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书记，严正谊、曾亮为新书报贩卖社主任。委任了各团小组的组长，规定“以后团员与执委会之间的意见及决议，概由组长传达于二方。”并规定“入团费五角及本年五个月月费五角，限二星期内交该组长转交执行委员会，以备支用”。同时号召团员不要“孤高自好”，要在群众中间去努力活动。这时的团员证和执委会图章，均等待团中央颁发，执委会《细则》也要报请团中央批准②。

1923年春，团地方执行委员会再次选举蒋希清担任书记，团员人数也发展到近60人，并且，这批团员中的表现突出者有数人转为中共党员，使得常德有了最早的“党员数人”。但此后由于丁勒生与蒋希清闹矛盾，组织渐趋涣散。

丁勒生不辞而别，脱离团组织后，1924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改名丁默村）。此后投机参加北伐曾爬到少将高参兼“军统”第三处处长的位置。1938年8月被免去处长职务后，异常气愤，去香港等地闲居。年底去上海投降日本侵略军，投靠日本大本营特务总部。1939年2月，伙同汉奸李士群在上海霞飞路76号建立汉奸特务总部，并担任主任。8月，任汪精卫汉奸政府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常委）兼社会部长。日本投降后，被捕入狱。1947年2月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

建立湘西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常德党团  1923年春，在湘西北最早的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中的团员，有姜见善、杨道瑞、许和钧、蒋希清等数人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湘西北第一批党员。虽然只有“党员数人”，但是与省内的水口山等地方的党组织一样，成立了组织名称为中共常德党团的党组织，隶属中共湘区委领导。在常德城成立的中共常德党团是湘西北第一个党的组织③。

由于这批党员当时都还很幼稚，并且都是常德团地委中的骨干，所以，他们的活动仍主要是在团内。中共常德党团实质上是一个党、团混合组织。也正是这种特定环境中的特殊情况，才出现常德的党组织和团组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1923年底，当常德团地委出现组织涣散情况时，党组织也就涣散了。第二年，团湘区委对常德的团组织进行大力整顿，将团地委改建为团特支，中共湘区委也将中共常德党团的这种状况与中共水口山党团的情况一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二、早期的工人运动

 

黄爱和常德劳工会  被誉为“中国第一次为无产阶级而死的先烈”黄爱，是常德城东门外郊区芦荻山乡小井港村人（该乡原属鼎城区，今属武陵区）。他小时在常德城求实小学读书，因家庭贫穷辍学后，又在常德城里的商铺做了几年工。在家乡常德度过的16年青少年时光，正是清末民不聊生的时期。他亲身经历了由于满清朝廷腐败无能，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给人民群众造成的那种悲惨生活。他的母亲和一个哥哥，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死于贫病。这种社会现实，使他产生了对旧世界的无比仇恨，萌发了改变现状，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思想。辛亥革命后，他先后进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读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满腔热情投身其中，并改名黄爱，以示时刻不忘爱国，并成为周恩来、邓颖超等创办的革命团体——觉悟社的成员。1920年元月，经李大钊介绍去上海《新青年》杂志社工作，有机会阅读了许多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决心从事工人运动，并得到陈独秀的赞许。这年6月，他回到家乡常德。在这座他曾读书、做工达9年时间的小城里，在他所熟悉的工人伙伴中间，他用3个月的时间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真理，同时也对常德工人的现实状况做了细致的调查。9月，他去长沙，结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后，11月与战友庞人铨等筹备建立了全省第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团体——湖南劳工会。1922年1月17日，黄爱和庞人铨被军阀赵恒惕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黄、庞牺牲后，毛泽东等随即为其举行了两次追悼会。

黄爱的被害激起常德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他牺牲后仅12天，常德工人于元月29日建立了常德劳工会，以表示继承先烈遗愿，团结起来与反动军阀战斗到底的决心。常德劳工会是全省除长沙以外唯一一个劳工会组织，充分说明黄爱对家乡工人的影响很大。劳工会拥有会员数千人，常德青年缝纫工人杨茂林担任执行部长。

劳工会领导的经济斗争   1922年常德劳工会成立。当年10月30日，组织发动200多人力车工人举行行业大罢工。工人们齐聚市中心下南门十字路口，高呼口号，抗议车行老板在原每辆车日租金高达500钱的基础上，还要加收100钱的加码剥削。罢工取得了胜利，车行老板们最后无奈答应只象征性地加收一个钱的租金。

常德劳工会成立后第二年的1月29日，举行了成立周年纪念游行。400多劳工会会员高举“劳工神圣”的小旗，在全城繁华街道游行一周，并在行进中散发传单。在传单中写道：现在百物昂贵了，生活程度一天比一天高了，我们工人每月所得工资，不能维持我们的生活。我们屡次开会商议，决定从明年阴历正月初一起，凡木瓦、缝纫、石业的工人，每人每日工资大洋4角4分，其余各业工人的工资以后再议。

这年4月，泥瓦、木匠、缝纫、石工4个行业的工人200多人，围迫县衙，请愿增加工资，强请县署即日答复，否则坐守不去。迫使县总商会、县议会答应工人的要求，将每日工资由280文增加到360文。5月19日，又有烟业、刨业工人联合罢工，要求店主增加工资，并发出宣言：不达要求决不工作。最后迫使店主增加了工资。这年3月，常德劳工会创办了一所夜课学校，以教育工人，使他们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常德团组织即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和劳工会员上街游行，并高声传唱自编的《二七纪念歌》：“二七赤血满京汉，我们的先烈死得真凄惨。万众一心不可挡，打倒军阀才有福享”。

常德劳工会成立后，主要是领导工人开展一些经济罢工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它“举凡一切，皆唯学生是赖”，而1922年6月成立的常德团组织虽然设立了劳工运动委员会，并且提出“倾全力在工人中间宣传”的口号，但由于几乎全是青年学生组成，缺乏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和能力，自身的纪律性、战斗性都不强，所以尚不可能及时帮助将劳工会建设成领导工人运动的坚强核心。这样，自1923年5月发生常德劳工会被县署查封，该会执行部长杨茂林被扣押的事件后，劳工会渐渐陷入无政府状态，散漫无人领导。常德城工人运动的这种状况，直到大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基层工会组织逐渐建立后，才得以改变。

 

三、声援“六一惨案”和成立外交后援会

 

1923年3月，日本拒不归还租约期满的租借地旅顺、大连，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开展反日斗争。中共湘区委领导省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发起收回旅大运动，29日，长沙6万人游行，向日本领事递交警告书。4月5日，以郭亮为主席的湖南外交后援会宣告成立，并于14日向全省人民宣布了“对日经济绝交公约细则”。常德团地委立即发动全城爱国学生、工人积极响应，使常德迅速成为全省执行对日经济绝交最激烈的城市之一。当月下旬，常德学联会出面组织了湖南外交后援会常德分会，省立二师学生谢士均担任分会主席（后由滕代远、舒宣武继任），全城工人群众积极参加。后援会随即组织爱国学生们高举“收回旅大，以雪国耻”的大横幅，高呼反帝口号，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影响很大。外交后援会、学联会还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和各方代表，根据省外交后援会宣布的《细则》，共同商议制定了本地对日经济绝交的几项具体规则：通知商会转告各商店，以后一律禁止销售日本货；各校学生组织成检查组，检查、登记日货；今后各商家停止与日本人流通金融、汇兑，并通告本省及外省力求一致行动。

5月12日起，学生们开始检查日货。每日分6组，城外2组、城内4组，每组约20余人。检查内容主要有南货、磁纸、洋货店、绸布业、纱业、钟表等项。所检查的商品均贴上外交后援会、学联会特制的标签，各处现存的日货都一一造具清单，查验贴封，并严禁再私进日货，违者均由两会处理。

6月1日，长沙发生日本水手打死、打伤参加外交后援会活动的中国学生的“六一惨案”。5日，常德日清公司所属湘江轮上的日本水手，竟然凶蛮地打伤上船检查日货的常德学生13人，并开枪威吓中国人，引起全城民众极大义愤。团组织立即通过学联会、外交后援会，组织发动全城人民举行罢市、罢课、罢工3日，坚决要求驱逐日本人出境。并由县教育会、县议会、商会等公法团体联合电告省政府，强烈要求立即惩办日本凶手，抚恤受伤中国学生。

同时，全城工人对日轮装卸货物，购买食品等均严加封锁。驻常湘军唐生智旅部鉴于全城人民的爱国反日热潮，也出面加以干涉和调停，要求省方“即向日领事严重交涉；请予发电令日侨，以后不得再行殴人；对于殴伤谢佩，应由日商赔偿养伤费，早日解决，免激事变”。6月8日，在学联会一再要求下，唐生智还不得不同意由常德学生押着行凶日本 水手游街示众。全城市民均拥上街头观看，欢呼不已④。

但是，当事态平息下来后，唐生智旅还是按照反动军阀赵恒惕的密令，向常德爱国青年扬起了屠刀，用武力将运动镇压下去了。群众从中认识到封建军阀为了一己私利而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注①：1922年6月20日，毛泽东《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施复亮原名施存统，当时化名方国昌，第一届团中央书记。（原文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②：1922年10月13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通告（第一号）》（原文见《湖南党史通讯》1984年第一期）

注③：1923年5月16日《晓云致国昌的信》；1985年许和均回忆材料。（晓云即当时代理团湘区委书记戴晓云，原文见《湖南党史通讯》1984年第二期）

注④：1923年6月14日湖南《大公报》

附人物简介：

黄爱（1897——1922），原名正品，号建中，常德县（今武陵区）芦荻山乡小井港村人，家中以种田为生。7岁入德山街求实小学，后考入常德城东门外清真高小读书。时值清末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加上常德连遭水灾，母亲和一个哥哥均死于贫病，他也因家贫而辍学。后在常德城商号当学徒约3年。1913年秋，得二哥资助考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在湖南电灯公司当技工。

1919年2月，考入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在天津学联执行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工作，与周恩来一同战斗。将名字改为“爱”，以示时刻不忘爱国。9月，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革命团体“觉悟社”，他被邀请为第一批社员。后随觉悟社和天津学联请愿团赴京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惩办镇压爱国运动的济南镇守使马良,曾在北京新华门被警察捕押38天。后又被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以旷课过多为名开除学籍。他即在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继续从事工人斗争。

1920年元月，经李大钊介绍去上海在《新青年》杂志社工作，得以阅读大量革命文章，并立志于从事工人运动。在得到陈独秀赞许后，返乡开展工作。当年6月，他回到故乡。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常德工人中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并对工人现状做了较系统的调查。

同年9月，他回到长沙，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并与当年甲种工业学校同学庞人铨等，发起组织湖南劳工会。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拟组的劳工会决定以“改造物质生活，增进劳工知识”为宗旨，在组织原则上“采取联合议制，废除领袖制”。经过积极筹备，湖南劳工会于当年11月21日成立，他被推选主任干事（驻会干事）和教育部主任。接着便和庞人铨等大力发展组织，先后在长沙建立基层劳工会组织20多个，会员达7000多人。同时编写工人运动小册子《劳工周刊》，开办工人夜校、女子职业学校，以促进劳工们阶级斗争觉悟，实行劳动组合，团结起来争取工人的幸福。

湖南第一纱厂是1913年官办的企业，资金总额达400多万元。由于军阀年年混战，不能正常生产。1920年，军阀谭延闿、赵恒惕为搜刮战争经费，以省政府名义把纱厂租给私商华实公司，该公司又将一部分股权转租给外省资本家，引起全省工、农、商界不满。1921年初，黄爱发动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反对军阀赵恒惕将纱厂租给私商华实公司经营。他两次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将纱厂收归公办（即湖南人民公办），遭到军警逮捕，被关押狱中达42天。后迫于各方面压力，赵恒惕不得不将其放出。华实公司也被迫与劳工会签订部分让步协约。在出狱时，他向工友们表示：“我的生命终必为劳动运动一死！”这一年，湖南劳工会在湖南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发动上万工人游行集会，打出了“劳工神圣”、“不做工者不得食”的口号。6月出狱后，在毛泽东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帮助下，黄爱放弃无政府工团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当年11月，又按毛泽东建议，改组劳工会，将“合议制”改为委员制，并由自己担任执行委员会书记，庞人铨和张理全分别担任宣传部、组织部主任。从此，湖南劳工会纳入中共湖南支部指导的工人团体之列。这年的12月25日，在毛泽东的策划下，湖南劳工会与长沙学界和社会各界联合举行游行集会，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分赃的太平洋会议。他任大会主席，参加的工人上万，散发了30余种、20万份传单。他在大会上激烈演说，不仅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且对赵恒惕的所谓“省宪自治”，做了一针见血的揭露。

1922年元月13日，时近年关的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向厂方要求年终双薪，遭到厂方拒绝，双方发生殴斗。次日，全厂2000多工人罢工。赵恒惕即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工厂，残酷镇压，当场打死工人3名，打伤30余人，迫令工人复工。黄、庞闻讯即赶到纱厂，代表工人向反动军阀政府提出：给工人发双薪，军队从纱厂撤走，发给死难者丧葬费，被打伤工人发给调治费等11项合理要求。他当场激动地说：我决定洒我的热血，作第一个牺牲者，去换得自由来，将来世界能享着自由，这不是我最大的希望么！16日，军队虽仍驻纱厂，而工人上工者却极少。厂方无奈，只得一面假意请黄爱出面调停，又一面以5万元重金贿赂赵恒惕，并说：不杀黄、庞，钧座的股本亦折。反动军阀政府早就对黄、庞恨之入骨，当天夜晚即派兵包围湖南劳工会，逮捕了他与庞人铨，未经审讯，就于次日清晨，将其和庞人铨在长沙浏阳门外残杀。他被砍三刀后仍奋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①          

黄爱和庞人铨的殉难，引起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毛泽东立即在长沙举行两次追悼会，将其遗体公葬于长沙岳麓山，并发行了纪念特刊。团中央发表《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当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将每年的1月17日定为黄、庞殉难纪念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远在德国的周恩来愤怒地写下《生别死离》一诗。李大钊在《黄庞流血记序》中写道：“中国社会运动史的首页，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

   ①：本文所引黄爱的原话均见自：中共湖南省党史委、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二十世纪湖南人物》P830。

 

 

第 二 编

       大革命时期常德城党组织的发展

     和工农运动的兴起

（1923年6月～1927年7月）

 

 

第 五 章   

党、团组织的发展

 

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组织的整顿和发展

 

整顿团组织  1923年冬，几路军阀在常德混战，常德团组织无法取得湖南团组织的指导，加上地方团组织负责人蒋希清与丁勒生不和，互闹纠纷，致使组织涣散。这年12月12至16日召开的团湘区委（后改称为团湖南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对常德团组织进行整顿，团湘区委曾派8人到常德，决定组建一个由区委指挥的特别支部，但是到常德后竟无人理会。此后不久丁勒生不辞而别，团组织更加涣散。1924年5月，团湘区委派候补执行委员、共产党员陈佑魁到常德整顿组织，将常德团地委改组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特别支部（简称常德团特支），代号张泰之（或张德之）。书记由省立二师团员学生宋先礼担任，由他重新登记团员18人，到10月，已登记的团员有张鹤楼、舒展、张泽尧、蔡绍钟、杨道瑞、许和钧、贺祖泽、杨成寅、滕代胜、刘彦文、姜见善、杜永庆、张德锐、滕代顺、石晋衔、杨杰卿、田嘉敏、危从顺、宋先礼、龙鑫等20人，除龙鑫为二师工友外，其余均为省立二师学生。其中25岁以下19人、25岁以上1人；知识分子19人、工人1人。以后，又发展了一批团员。宋先礼任书记不久，毕业离校，由姜见善接任特支书记。1925年夏，姜见善患病去世，二师学生邓兴明接任特支书记，特支成员有：组织委员杨杰卿、宣传委员李立新、委员滕代远、刘彦文。其间，1925年1月全国团的“三大”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德团组织也随之更名。

发展团组织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的反帝斗争高潮迭起。在常德城声势浩大的对英、日经济绝交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斗争中，团组织的发展也很快。共青团常德特支下属除原有的省立二师支部以外，又增加了省立二中支部、峻德中学支部、平民学校支部、工友支部、桃源省二女师支部等。团员人数增加到140余人，其中二师支部92人、二中支部8人、峻德中学支部4人、平民学校支部5人、工友支部10人、桃源省二女师支部28人。

1926年1月17日，鉴于常德团员数量大增，团的特支已不适应工作需要，经团湖南区委批准，团特支扩建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常德团地委）。常德团地委的成立大会在省立二师召开，由推定的大会主席、秘书组成主席团主持会议。团湖南区委特派员和中共常德特别支部书记谭影竹参加并指导大会进行。团湖南区委特派员在大会上首先“报告开会宗旨——常德为湘西重镇，以前之特支组织范围太狭，不足应付环境，见同志数量增加很多，故有成立地方之必要。”接着，追悼“五卅惨案”后各地牺牲同志。随后由常德团特支书记邓兴明报告团湖南区委关于训练、宣传、组织、妇女、学生等工作决议精神和常德团特支前段工作情况。中共常德特别支部书记谭影竹也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选举出团地委执行委员5人、候补委员1人。书记邓兴明、教育宣传委员李立新、组织委员谢世均、经济斗争委员滕代远、学运委员许和钧、工运委员杜海清、候补委员刘新训、妇女委员暂缺。大会还评价了过去的工作，通过了寒假工作计划。

常德团地委成立后，执行委员进行过多次调整。1926年4月~1926年7月，书记肖韶，委员有谢世均、邓兴明、李立新、舒宣武、胡梅初等。1926年7月~10月，书记谭因，委员有罗泽霖、李芙、康序焕、杜海清、肖韶、刘振声、吴毓秀、鲁木荪等。1926年10月~1927年5月，书记尹澍涛，委员有罗泽霖（公开代表）、李芙、康序焕、杜海清等。

常德城是先有团员后有党员，先有团组织后有党组织。常德城最早的党员就产生于团员，大革命时期更有一大批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成为党组织创建和发展的骨干。常德的团组织配合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反帝反封的工农运动和其它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其特有的作用。

 

二、党组织的发展

 

建立中共常德特支  1923年常德省立二师的蒋希清、于兆龙、严正谊、姜见善、杨道瑞、许和钧等数名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后，常德创建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常德党团。中间一度因涣散而停顿。在此后的反帝反封斗争中，常德继续不断发展党员，外地也时有党员来常活动。1925年五卅运动后，全国各地出现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所支持的封建军阀的斗争热潮，迫切需要党壮大自己的力量。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中共湘区委根据这一精神和常德革命斗争发展的实际情况，于是年11月派共产党员谭影竹①来常德重新建立地方党组织。他到常后首先吸收了一些优秀的共青团员入党，随后建立中国共产党常德特别支部（简称中共常德特支），代号黄叔夷，联络点设省立二师，书记谭影竹，有党员约20人左右。中共常德特支的成立在全省也是较早的。

1926年2月，谭影竹调回长沙，中共湖南区委（1925年11月中共湘区委改称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湖南区委）派廖如愿（安化县人）来常德接任中共常德特支书记，支部委员有蒋兆骧（时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驻常特派员）、许和钧。这个党支部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形势需要，着力发展党组织，一面将部分优秀共青团员转为党员，一面积极吸收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至当年4月，党员人数已增至50余名。

成立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6年4月，经中共湖南区委批准同意，依照党章的有关规定，中共常德特支扩大为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常德地委）。4月的一天，在廖如愿所居住的常德城北门外城墙边一个小木板房里，召开中共常德地委成立会，参加的党员约二、三十人。会议开了一天一夜，为发展对象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廖如愿传达了中共湖南区委文件。地委代号杨芝华，地委机关设常德城北孙祖庙（今常德市建民巷）。地委委员7人，书记廖如愿，组织部长张盛荣、宣传部长蒋兆骧（1926年8月由王基永接任）、民运部长许和钧、农运部长陈昌厚、工运部长颜南山、妇女部长金潜（1926年8月由龙承惠接任）。常德地委负责领导或指导常德、桃源、汉寿、沅江、华容、南县、临澧、澧县、安乡、石门、慈利、永定（今张家界市永定区）、芷江等县党的工作，在整个北伐战争期间领导湘西北的工农革命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1927年5月，常德发生反革命“敬日事变”，常德地委遭到严重破坏，活动中止。

发展城区基层党组织  常德地委成立后，直接领导常德县城乡党的工作，所以常德县未另外建立县委。在常德地委的领导下，常德城区在北伐军进驻常德前，就有二师、二中、袜业、箩业等11个党团混合支部分开单独建立了党支部。北伐军进城后，党的基层组织发展更快。这个时期城区的基层组织有：省立二师支部，书记李立新、杨杰卿，党员10人；省立二中支部，书记鲁木荪，党员10人；县联合中学支部，书记熊和清，党员10人；箩业支部，书记文恒益，党员5人；商民协会支部，书记贺凤章，党员3人；袜业支部，书记胡梅初，陈敏（女），党员4人；教育支部，书记粟富国，党员4人；缝纫业支部，书记杨春初，党员3人；泥木业支部，书记窦××（名字不详），党员3人；常德广德（医院）支部，书记孙迪智，党员3人；店员工会支部，书记周丽生，党员5人；近郊区支部，书记肖洪贵，党员20余人；总工会支部，书记颜南山，党员9人；邮务工会支部，书记（不详），党员9人；国民党常德市党部支部，书记胡佐武，党员4人。另外，常德县农民协会、县妇女协会、国民党县党部的中共党支部也均设在城区。这些城区党的基层组织在北伐战争期间，具体领导发动常德的工农革命运动，支援北伐军，做了大量工作。在常德“敬日事变”中，这些组织均遭破坏，党员牺牲很多。

 

 

注①：谭影竹1926年离常去长沙，后叛变。

 

 

第 六 章   

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涨和进步群众团体的兴起

 

一、党、团组织领导开展的反帝爱国斗争

 

领导对日、英经济绝交斗争  五四运动以后，常德城不断掀起反帝爱国斗争的浪潮。地方党、团组织建立后，也始终把反帝爱国斗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常常随着急剧变化的大气候，因势利导，不断推动反帝爱国斗争的发展，把反帝斗争与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结合起来，掀起了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高潮。在这一斗争中，党、团组织不仅放手发动工人、农民，而且也大力动员学生、教师、士兵、商民以及开明绅士、爱国军官投入其中，让他们分别成立和参加各种爱国群众组织，使得常德城的反帝爱国斗争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气势。

1923年春、夏常德城的对日经济绝交斗争，遭到军阀赵恒惕、唐生智的镇压，全城学生被强迫提前离校。1923年秋，新学期开始后，常德的党、团组织通过学生联合会，又发动爱国学生继续开展反日斗争。1924年10月10日，省立二师和省立常德中学等学校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在公共体育场（今泮池街）召开宣誓成立大会。到会者约20多个学校的学生，大家首先庄严地宣誓，向国旗敬礼，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国万岁”，然后不顾全城戒严上街游行。

1925年3月26日，是日本拒不交还旅大达两年的期限，常德学生齐集公共体育场，“整队游行，并派演讲队沿途宣讲，散布传单，藉以唤醒国人，急起直追，做努力收回之运动，并书大旗两面：‘收回旅大’、‘以雪国耻’。沿途往观者，颇有拥挤不堪之相。”接着，在洗心所自由演讲，“入座听讲者甚众”。①

这场对日经济绝交斗争，在3年之后又延伸发展为对英经济绝交。1926年9月5日，正值北伐军已攻占湖南全境，力图北进攻打武汉之际，英帝国主义阴谋破坏北伐，在四川制造了“万县惨案”。英国军舰向长江边上的万县县城开炮，中国军民死伤近千人。全国民众无比愤慨，省会长沙各界2万多民众在党领导的农工商学联合会组织下，举行示威游行，宣布对英经济绝交。常德随即开展声援活动。常德城内工人、学生一起捣毁英商洋行，封闭各个英货经理处，并通告政府当以革命手段对付英人，不与其进行任何妥协交涉。组织对英扩大经济绝交委员会和抵制仇货委员会，广泛开展查禁仇货斗争（仇货指英、日等国的商品）。

举行国耻纪念活动  1915年5月7日，日本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中国当局48小时内答复是否接受“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竟然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此后，常德城同全国各地一样，以“五七”、“五九”为国耻纪念日，开展反日爱国活动。

1925年5月7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纪念却被警察逮捕、打伤多人。这一天，常德城党、团员和青年学生也冒着大雨举行纪念活动，纷纷上街游行。此后，常德团组织和学生联合会又于5月9日召集全城20余所中小学校的学生，在公共体育场（今泮池街）继续举行纪念集会。会场上到处飘扬着“毋忘国耻”、“否认二十一条”、“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省立二师共青团员杨杰卿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在会上充满激情地作了不忘国耻，团结反帝的报告。会后，各校学生整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的口号。

声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192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青岛枪杀中国工人。5月15日和30日，上海也连续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英国巡捕枪杀爱国群众，中国人死伤达数十人的事件，史称“五卅惨案”。中共中央于6月1日就组织了上海全市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帝五卅运动。常德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闻风而起，迅速发动县城的学生、工人、市民踊跃投入声援上海、青岛工人的斗争。行动最早的常德团组织和学生联合会于6月1日发动全城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各商家也停止营业一天。6月2日，中共湘区委决定由省工团联合会和省学生联合会发起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后，6月9日常德城宣告成立分会，公推省立二师学生、共青团员刘新训为主席。常德雪耻会成立后，立即致电上海唁慰死难同胞，并电请政府与英、日“严正交涉”。同时作出决定：（1）断绝英、日两国粮食，不坐英、日轮船；（2）凡一切有利于英、日及与英、日发生关系事项，一概断绝；（3）此次日本纱厂与行凶英国巡捕，须处以死刑；（4）赔偿被害者遗属及受伤者损失；（5）向中国道歉；（6）撤销英、日领事裁判权，撤销英、日在华租界，撤销两国公使。接着，各校爱国青年纷纷组织讲演团，在城内大街小巷露天演讲，愤怒控诉列强侵华罪行，介绍“五卅惨案”经过，宣传雪耻会的决定，全城各界群众自动围听，无不愤慨。6月12日，虽然驻军贺耀祖师宣布全城戒严，雪耻会仍按原计划，发动全城人民统一行动，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和上街游行。各校爱国学生人人手执小旗，环城游行一周，沿途散发十几种反帝爱国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情景颇为壮观。游行结束后，青年学生又分赴全城各大街小巷和公共场所进行演讲。当时驻军贺耀祖师，害怕与外商发生纠纷，加上省长赵恒惕下令“不准游行示威”、“如趁机捣乱就地正法”，所以蛮横阻止群众的反英、日活动，到处张贴“宣传过激者斩”等标语。除派士兵跟随游行队伍监视，还在各外商洋行门前布置岗哨保护，宣布晚上11时实行戒严，禁止行人，不久又将戒严时间提前到晚上9时。6月20日，常德大河街太古码头英商福中公司雇工按雪耻会的决定，拒绝为公司挑桐油下河装船，公司竟强迫工人挑运。工人们愤怒地将公司洋奴殷德成押送到雪耻会惩办。这些事实，使革命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依靠军阀政府，只能充分发动和依靠民众，于是谱写了《群众歌》四处传唱。歌词为：“世界一切靠不住，靠得住的是群众。救国要取大规模，坚持到底勿为动。大家勿坐外国船，不要为彼所利用。中国人反外国人，热度勿要五分钟。南京路上杀同胞，大家听了都心痛。外人珠珠几排枪，我们流血染地尘。倘然死一外国人，割地赔款负担重。我们华人不值钱，难道个个是饭桶。奉劝诸君自救自，不然就是亡国种。大家起来大家醒，全靠我们是群众。”②

6月30日，常德雪耻会举行常德市民大示威运动，追悼青沪汉粤死难烈士。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各商店门上贴有“追悼青沪汉粤死难烈士停业致哀”标语，各校学生散发“国亡家亡，国存家存，同胞急起，抵触英日”等警醒传单。在府圣庙（汇沅高小）设追悼会场，头门上有“为国牺牲”四个大字，入内过道两旁有白布扎成的护栏。大成殿上，设立祭奠处，右为奏乐室，有军乐队奏乐，左为招待室，有童子军维持秩序。国民党常德市党部、县警察局、县知事公署都有代表参加祭奠。雪耻会的哀悼词是：“英日帝国主义肆意横行，青沪汉粤先后惨案，生痛诸□死困难，全国公祭表哀忱，誓坚持殄灭仇敌，慰尔烈魂。”各界致哀毕，出发游行，每人手执挽联或小旗，沿途两旁用白布拖送。“男女市民约万余人，出泮池，经皇经台、卫门口，走东门，绕大河街，进下南门，走大高山街，将烈士灵位亭送入烈士祠。③”

7月，常德城的反帝爱国斗争进入高潮。常德雪耻会活动更加频繁。他们将“不买英日货”、“不替英日人做事”、“不坐英日轮船”、“不用英日货币”等对英日经济绝交的各项条款，分别写成醒目的标语，张贴全城。他们除组织若干行动小组查禁仇货外，还成立救国演讲团，分成若干队，自带伙食，分赴德山、陬市、河洑等乡镇演讲。各界群众夜以继日举行示威游行，不断高呼“不坐日本船，不吸英国烟”等口号。大小店铺在停业期间均贴出“追悼青沪粤汉死难烈士、停业致哀”，“同胞急起，抵抗英日”等标语。在沅江水面上，雪耻会组织的行动小组，分头驾驶小船，日夜巡查，不许英、日货装卸。迫使英商获利最多的“哈德门香烟”、“亚细亚煤油”和日货获利最多的仁丹没有人买；迫使英商烟草公司和日商戴生昌轮船公司都无法营业。李亨泰、蒋万兴等大买办商人以及“先施”、“富强”两百货公司的经理都躲到城外，生怕被行动小组抓去问罪。常德总商会会长曾春轩是英日买办，怕得要命，早已偷偷躲进河洑山。在斗争中，气急败坏的日本人竟行凶殴伤检查日货的爱国学生、工人10余人，在爱国群众的强大压力大，日方不得不低头认罪，赔偿损失。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在长沙读书的常德籍青年经常向家乡宣传省会和外地的反帝运动形势，并组织了旅省常德学友会回乡宣传团，回常德参加反帝斗争。毕业于长沙稻田女子学校的年轻女共产党员王悦贞和同学周小溪被推选为常驻委员。一天夜里，仇视反帝运动的曾春轩，坐在人力车上从外地溜回城，路过鸡鹅巷时，被王悦贞带领的行动小组发觉，喝令停车。曾知不妙，叫车夫飞奔逃跑，王悦贞当即将一枚打猎用的土炸弹向人力车扔去，一声巨响，人力车被炸翻，曾春轩却在烟雾中逃到府坪军阀驻军的旅部去了。

暑假期间，雪耻会还组织常德各省立学校（包括桃源省二女师）的学生，分别赴安乡、溆浦、慈利、大庸、保靖、黔阳等县，进行救国讲演。一县一个演讲队，一队10余人。他们头顶烈日，克服蚊虫叮咬和饥渴的困难，每日步行数十里，边走边宣传，将“五卅惨案”的情形和省内外反帝斗争的形势传播到偏远的湘西山区。所到的地方，群众都踊跃捐款援助沪粤罢工工人，并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热潮。

这场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屡遭军阀驻军和买办势力阻挠，但高潮迭起，持续时间长达4个月之久。许多进步青年在运动中锻炼成长，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常德城团员人数发展到一百余名。由于此次运动和5月7日的国耻纪念日紧密结合，从此国耻纪念日成为一种定期活动，每年都集会纪念。

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在反帝爱国斗争中，除了采取经济绝交等措施，常德党、团组织还注意领导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早在1922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团地委就成立了非基督运动委员会，省立二师学生、团员严正谊任委员长。并成立了公开的群众团体非基同盟，团员胡中持、严正谊任书记。在1925年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在党团组织的大力宣传动员下，美国人在德山开办的峻德中学、三德中学很少有人去上学和报考。这年8月，团常德特支书记省立二师学生姜见善病逝，该校学生邓兴明接替书记职务。邓利用假期，经常去峻德中学活动，培养和发展共青团员，不久，这所学校就建立了以邓乾元④为书记的团支部。支部成立后立即在校内开展反帝爱国动员工作，以后将全校学生转入长沙和常德的其它中学读书，几乎瓦解了峻德中学。此外，美国教会在常德城开办的懿德女校也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也被迫停办。1926年3月，常德团组织领导建立进步群众团体“非基（督教）大同盟”，由年轻的共产党员滕代远担任主席。该组织矛头直指外国教会，积极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欺骗、麻醉常德人民的爱国斗争活动。

当时，常德城乡的外国教会势力很大，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帝国主义国家都在此地建有教堂。教堂经常对群众进行欺骗性宣传，用精神鸦片毒害他们，并给那些到教堂来的群众一些小恩小惠，让群众误以为传教士真是引导他们进入天堂的使者。常德党、团组织和非基督大同盟，组织省立二师等学校的革命学生到大街小巷广泛进行科学知识的宣传，揭露教会和传教士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同时，派人深入教堂，向信教同胞做思想工作。爱国学生依照教会《赞美歌》的曲调，谱写了一首揭露教会虚伪本质的《反赞美歌》，歌词是“长发的传教士夜夜来，满嘴的善与恶、好与歹，要问他们‘如何得一饱’，他偏花言巧语说道：‘慢慢来，慢慢来，天堂里酒肉饭店处处开，做苦些，吃苦些，到时候天堂里吃大菜。’”当传教士领着信徒唱《赞美歌》时，革命学生就在信徒中唱这首《反赞美歌》，开始传教士还以为这些学生是为 “求福音”而来，等他明白过来时，学生们就当场揭露传教士的庐山真面目。

1926年春开始的北伐战争，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常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也随之与反对为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封建军阀紧密结合起来。党领导的“常德工学联合会”，于1926年春刚刚成立就组织发动全城工人、学生，举行了有5000多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英讨吴（佩孚）”大会，矛头直指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

 

二、发展进步群众组织

 

在大革命时期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和打倒封建军阀的斗争实践中，在常德地方党、团组织的支持领导下，常德各界进步人士成立的进步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这些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配合党在各个阶段的中心工作，使得革命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除了常德总工会、农协会等主要革命群众组织以外，先后成立的进步群众组织主要有：

（1）常德学生联合会（简称常德学联会）。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常德就曾经建立了学联组织，1922年6月，团常德地委在建立学生运动委员会的同时，就成立了常德学生联合会（会址设省立二师，后移城内第一国民学校），成为领导全城学生反帝反封斗争的指挥部。在1923年春的反帝反封斗争中，它曾发起组织了常德外交后援会。这年年底，常德学联因“内部发生纠纷，以至停顿，无人继续。”1925年4月，由省立二师学生傅规杰等发起恢复常德学联，并于5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傅规杰担任主席，但是该组织曾一度被国民党右派所控制。后来进步学生发起改选活动，于1926年1月召开大会，由各校学生自治会代表选举省立二师学生、共产党员许和钧、杨杰卿担任正、副主席，掌握了学联会的领导权。当年3月，该组织与工会组织联合成立常德工学联合会，牌子挂在原学联会。这年9月9日常德总工会正式成立后，又恢复常德学联会。这个进步的学联会一直坚持斗争到反革命常德“敬日事变”为止。

（2）湖南外交后援会常德分会（简称常德外交后援会）。成立于1923年4月下旬的对日经济绝交斗争之中。先后担任该会主席的有二师学生谢世均、滕代远、舒宣武。这个组织在对日经济绝交斗争中起到具体领导发动作用，此后，一直积极配合其它革命群众组织坚持反帝爱国斗争，直到“敬日事变”时止。

（3）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常德分会（简称常德雪耻会）。成立于1925年6月的声援“五卅惨案”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二师学生、共青团员刘新训担任该会主席。这个组织按照常德党组织的指示，具体领导发动了长达4个月的，声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反帝爱国斗争，使常德城的反帝斗争出现空前未有的高潮。此后，它还具体负责组织每年5月7日的纪念国耻日活动。1927年5月“敬日事变”后，停止了活动。

（4）救国义勇队。1926年1月30日成立，推定舒宣武、李征耀为正、副队长，杨杰卿、邓兴明任正副主席，李立新为宣传部长，文绍珍为侦探部长。这个组织的成立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等事件的发生，其宗旨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性质。

（5）非基（督教）大同盟。1926年3月成立。省立二师学生、共产党员滕代远担任主席。这个组织的斗争矛头针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积极领导青年学生开展反对外国教会利用宗教麻醉常德人民的爱国活动。

（6）常德商民协会。1926年8月，为了与买办曾春轩为首的常德总商会相区别而另树一帜，在常德党组织的支持下，以商界中的党、团员为核心，开始筹组常德商民协会。1926年10月，召开常德第一次商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常德商民协会。共青团员贺凤章等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就由贺凤章担任商协委员长。该组织在实行保护商贾利益，禁止滥税、滥票，反对奸商操纵金融和垄断粮食，查禁英、日货物，提倡经营国货，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27年5月，在“敬日事变”中遭到破坏。

 

 

注①：见1925年3月31日湖南《大公报》。

注②：见1925年6月25日湖南《大公报》。

注③：见1925年7月5日湖南《大公报》。

注④：邓乾元1925年离开常德峻德中学后，去长沙入省高等工业学校，被选为省学联负责人之一。1927年4月任中共汉寿县委书记，“马日事变”后，在省委组织部负责党、团组织的秘密联络工作。1927年8月，任中共醴陵县委书记，9月，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1928年奉命到井岗山，先后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秘书长、湘赣边区特委书记。1930年，任红八军政委。1932年初，调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4年长征前夕，被“左”倾分子迫害致死，年仅30岁。1945年，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沉痛地指出：“邓乾元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太可惜了！”他得到彻底平反，并追认为革命烈士。（见2001年10月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十世纪湖南人物》）

 

 

第 七 章   

常德城的国、共合作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在《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中说：“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从此，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各级党组织相应地设“民运委员”或“民运部长”，负责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这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既团结国民党左派，帮助组建国民党地方组织，又注意与国民党右派势力作斗争，防止破坏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一、帮助整顿常德城的国民党组织

 

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之后，中共湘区委执行中央的指示，积极着手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组建工作。这年夏天，李维汉、夏曦等中共湘区委领导人与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来的覃振、原湖南国民党组织的负责人邱维震等频繁接触，商议组建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的事宜。9月，毛泽东以国民党总部派赴湖南筹备员身份，来长沙与夏曦等商议确定，筹组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阳及其它可能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这样，常德国民党组织的组建工作很快就被列入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1924年3月，国民党中央委派夏曦筹组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办理国民党员登记。4月，临时省党部成立。5月中旬，常德城的共产党员和全省的党员已全部加入了国民党，常德的青年团员也大部分加入了国民党。

1925年3月，国民党临时省党部主任执行委员夏曦和共产党员陈清河等人，来常德筹建国民党常德市党部。他们租常德城北皇经台文条巷2号为临时办事处，开展的第一步工作是整顿原有的常德国民党组织。

因为林伯渠、覃振、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等都是常德走出去的学生，所以，常德城的国民党组织发展较早。1912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常德籍同盟会员张炯、杨少炯等，就发起成立了国民党常德支部，有党员10多人，由张炯负责。1914年7月，国民党改为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常德支部也就改为中华革命党常德支部。但是，这些国民党组织的成员思想混乱，组织涣散，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谋杀后，这些组织渐渐陷于瘫痪状态，此后又加上封建军阀的迫害，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活动了。夏曦等人在常德城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组织的积极配合下，通过调查摸底，排除了一些已毫无作用的原国民党员，重新登记了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原国民党员。

 

二、帮助建立国民党常德市党部

 

在对常德原国民党组织大力整顿之后，由于有常德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常德的国民党员人数达到216人，建立市党部有了基础。1924年3月25日，在常德城召开全体国民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常德市党部（市党部主要负责常德城党务，农村另有常德县党部负责）。大会选举陈清河为市党部主任执行委员，谭肖崖、明方乎等人为执行委员，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成为市党部骨干。办公地点不久也由文条巷迁至城内小西门四眼井附近。当年7月，国民党省党部调陈清河去道县筹建组织（不久在该地遇害），由谭肖崖接任主任委员。因谭和傅规杰、王绰然、杨文藻等常德的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不满，致使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纷争不断，严重影响了常德的革命工作，所以省党部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派陈章甫来常德整顿。1926年3月，市党部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中共常德特支委员许和钧为主任委员，邓兴明（共青团员）、杨杰卿（共产党员）、舒宣武（共青团员）、张祜、唐大钧、彭泽源等为执行委员。许和钧受常德地委派遣担任湘西党务专员办公厅秘书后，自1926年7月至1927年5月反革命“敬日事变”发生止，由共产党员舒宣武、胡佐武先后担任市党部主任委员。

国民党常德市党部是全省最早建立的4个市党部之一，它的建立也使得省党部得以在1925年5月正式成立（按国民党地方组织法规定，一个省有4个以上市党部方能建省党部）。常德市党部完全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的，共产党员成为其核心力量。

 

三、帮助建立国民党湘西党务专员办公厅

 

1926年1月，中共湖南区委通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省党部执行委员、共产党员蒋兆骧，作为国民党省党部驻常德特派员。蒋兆骧与妻子金潜（共产党员）来到常德城后，与中共常德特支取得联系，蒋兆骧担任了特支委员。这年4月，中共常德特支扩大为地方执行委员会后，他们夫妻二人又都担任了地委委员职务。党组织通过蒋兆骧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一道组建湘西北各县国民党地方组织，不断壮大左派队伍，开展工农运动。当年8月，因受“二师事件”影响，蒋兆骧夫妇调离常德，中共湖南区委又通过国民党省党部，派省党部执行委员、共产党员王基永到常德，建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执行委员会湘西党务专员办公厅，并担任专员，同时接任蒋兆骧的中共常德地委宣传部长职务。另外，中共常德地委还派地委民运部长许和钧担任湘西党务专员办公厅秘书，协助王基永主持办公厅工作。

湘西党务专员办公厅是当时全省唯一的省党部派出机构，它主要是采取委派人员、发文作指示和召开会议的办法，领导湘西北各县的工农运动。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办公厅先后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作为办公厅特派员到常德地区及湘西各县工作。它成立以后召开过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1926年11月在常德城召开的沅水、澧水流域各县国民党代表会议，部署广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另一次是1927年3月在常德城召开的湘西北国民党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共产党员谢觉哉特地从长沙赶来常德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和《湘西党务计划决议案》、《宣传决议案》、《拥护中央联席会议政纲与湖南新政纲决议案》、《反对叛党的蒋介石决议案》等文件，决定把湘西北的工农运动推向新高潮。这两个会议对推动工农群众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有些县还根据第二个会议精神，抓紧开展了武装工农群众的工作。在1927年元月智除贵州军阀袁祖铭的斗争中，湘西党务专员办公厅和王基永在湖南省党部、中共常德地委、北伐军第八军教导师之间互通情报、秘密协商、穿针引线，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四、共同创办《湘西民报》

 

1926年3月，许和钧接任国民党常德市党部主任委员后，为了适应当时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形势，加强革命宣传工作，即开始筹备创办常德国共两党共同的机关报——《湘西民报》。1926年8月，贺龙率北伐军左翼先锋部队进驻常德城后，表示支持许和钧办报，并将高山街李亨泰公馆拨给报社。6日，中共常德地委以市党部名义在城中心洗心所召开有各界代表参加的、隆重的欢迎庆贺大会。接任许和钧主任委员职务的舒宣武（共产党员）主持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贺龙在会上也讲了话，并当场捐款100大洋支持市党部办报。

这次大会之后，《湘西民报》于9月正式开办，最初是以国民党市党部名义，之后成为湘西党务专员办公厅的机关报。报纸版面开始是4页8版，后改为2页4版，报馆设常德城内大高山街。主持人先后有许和钧、黄超白、舒宣武、李继煌、胡佐武。先后担任总编的有谭因（1926年7月—10月任常德团地委书记）、尹澍涛（1926年10月—1927年5月担任团地委书记，在以后的湘南暴动中化名席克思）和陈观祥（省立二师历史教员）。报纸开办后，经常得到贺龙及北伐军左翼宣传队长周逸群（共产党员）的支持帮助，而《湘西民报》也成为这支党领导的北伐军宣传队的重要宣传工具。《湘西民报》在常德“敬日事变”前始终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所掌握，在北伐战争中成为宣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喉舌，它对于唤起民众，组织工农，铲除贪官、土豪劣绅，宣传革命理论等，都起了相应的作用。“敬日事变”中，该报遭国民党反动派摧毁。1929年，在《湘西民报》原馆址改办《常德民报》，为国民党常德县党部机关报，政治性质已变。

 

五、共同主办孙中山逝世纪念活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全省许多县的共产党人均按照中共湘区委指示组织悼念活动。正在常德城筹建国民党常德市党部的夏曦、陈清河，3月20日召集国民党员研究追悼事宜，先致电北京孙科及国民党中央表示哀悼，然后联络各机关致电吊唁，委托上海印刷孙中山遗像、文章和国民党宣言数万份，同时成立常德追悼孙中山筹备处，全体国民党员均戴黑纱以示哀悼。3月25日国民党常德市党部成立后，连日开会，推举驻常川军总部副官胡信成为孙中山追悼大会筹备处总主任、夏曦为宣传主任、谭肖崖为总务主任、陈清河为文书主任。4月11日上午8时，追悼活动正式开始。驻常川军联军司令熊锦帆（熊克武）率总部全体军官，到筹备处在烈士祠设立的灵堂致祭孙中山大元帅。熊为主祭官，夏曦、陈清河、谭肖崖等为陪祭。先奏军乐，然后宣读总理遗嘱和祭文。接着，干部学校全体学员、驻常部队官兵，共约3、4千人前往祭奠。随后，各部队、机关、公法团体均送挽联，各中小学师生均前往祭奠。追悼活动持续了4天。其间，市党部还组织了6个中山主义讲演团，分头到城中心洗心所东西两侧和醒世、朗江戏院等地，散发传单，宣讲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他的革命生涯。

1926年3月，国民党常德市党部举办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大会，推选蒋兆骧、谭肖崖为筹备主任。从3月12日起，连续3天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大会”。祭奠处设城内教育会。第一天上午，全城30余所学校的师生，排队依次祭奠。下午，500多名国民党员祭奠后，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市民悼念大会，到会3、4千人。滕代远为大会主席。各学校救国义勇队及演讲团代表分别在会上讲话，表达对孙中山的深深怀念之情。蒋兆骧最后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军阀摧残民众的种种罪行，强调指出：“非大家结合遵照孙公建国方略，不足以谋救国”。会场上情绪激昂，掌声雷动。会后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百余种。第二天和第三天，分别为军政警和农工商各界祭奠。市党部及学联会每日派宣传队上街宣传孙中山生平事略，散发传单，张贴标语。14日晚，宣传队还向听众赠送了中山纪念信笺。

六、为北伐输送革命力量

 

大革命时期，中共常德地委通过国民党湘西党务专员办公厅，以党务特派员或农运特派员的名义，委派党员、团员骨干到湘西各县帮助建立国民党县党部，领导发动工农运动，支援北伐战争。从常德城先后派出的有：吴修士到大庸，谢策士到桑植，段虞裔（共青团员）到保靖，俞德高到永绥，孔韬、张世衡到古丈，谢策智到泸溪，张德锐到辰溪，杜永庆到溆浦，蒋希清到黔阳，补彬到芷江，田嘉敏（即田家敏）到晃县，杨文浩（共青团员）到慈利等。

这一时期，常德的党、团组织除了让全体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使常德和湘西的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得以建立以外，还在许多方面为革命输送了力量。特别是北伐开始之前，常德党、团组织有计划地派送了一批批党团员中的骨干，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或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仅常德省立二师从1925年下半年起就有谷逢源、武文元、邹嵩皋、滕代顺、吴能隆、文绍珍、滕久平、陈采夫、胡治栋、严佑银、覃蔚然等进步学生投考黄埔，参加北伐。

在1926年“省立二师事件”中，受国民党右派迫害离开学校的共产党员杨杰卿、李光文等人，经党组织安排，在长沙加入共产党员周逸群领导的北伐军左翼宣传队，后随队在常德城加入到贺龙部队，大大加强了这支部队的政治工作。

 

 

第 八 章   

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和“省立二师事件”

 

一、反对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

 

早在1925年3月国民党常德市党部建立时，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谭肖崖就对共产党员陈清河担任主任委员感到不满，暗地里四处活动，企图夺权。5月，谭肖崖与黄钧德背地策划，让右派学生谋取了常德学联会和二师学联会的主席、副主席职务。7月，陈清河调离常德，谭肖崖接任市党部主任委员，抓紧在省立二师吸收傅规杰、张宏海、黄均德、张登岳、王国玉、高雄、彭泽源、王绰然、唐大钧、邓永祥等一大批反共学生加入国民党，并反对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还在《沅湘日报》和一些墙报上及一些会议上诋毁革命派。省立二师等学校的革命学生，在共产党、共青团常德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仅对他们诋毁革命派的言论当场予以有力批驳，而且用事实揭发黄钧德等人贪污学联会经费的行为，组织清算委员会清理帐目。1926年1月，发起改选常德学联会，共产党员许和钧、杨杰卿分别当选为主席、副主席。二师学联会也改由杨杰卿担任主席。2月，又组织了三民主义学会，作为对常德国民党右派斗争的工具。3月，在国民党省党部驻常特派员、共产党员蒋兆骧的支持下，在省立二中召开国民党员大会，批判国民党右派的错误，改组国民党常德市党部，公举中共常德特支委员许和钧为市党部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原任主任委员谭肖崖未能进入市党部执委会，更加仇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他们立即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以常德县体育会为大本营，伺机对革命派进行报复。不久，省会长沙的国民党右派刘峙岳组织所谓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公然与已有的省党部分庭抗礼，在常德方面委派黄钧德为常德市党部“职员”。常德的左派学生邓兴明、滕代远等便在学联会公开黄钧德等人的贪污行为，委职一事终未兑现。

 

二、“省立二师事件”

 

国民党右派在常德篡夺革命领导权多次碰钉子之后，气急败坏，处处寻机闹事，终于在1926年4月8日挑起一场两派的械斗，制造了轰动全省的“省立二师事件”。

械斗是围绕桃源省立二女师的学潮展开的。省立二女师有些教员与女生鬼混，校长舒国华从不理睬；有些教员教学不得法、不认真，校长也从不过问。教务文焕章自己不会教学，还把一个口音不清的亲戚硬拉进来教生物，学生多次提意见，校长也不理。还有不少教师只喜欢有钱的学生，歧视贫苦学生，许多学生对此愤愤不平。学校的伙食办得很糟，校长不管，但对学生的言论、通讯、集会却严加限制。这一切，被学生称之为“黑暗统治”。

1926年4月初，中共常德地委指示二女师党、团组织，通过学生运动赶走了几名思想反动、水平低下的教员，校方对此耿耿于怀。这时，又发生学校拒绝录取泸溪县贫苦考生彭琮的事情，引起学生们对校长的不满，对彭琮的同情。于是，由学生自治会副会长熊素贞（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李执、鄢琪出面与校方交涉，但校方竟借故将鄢琪开除，给熊素贞、李执记过处分。这样，学生与校方形成尖锐对立。学生自治会宣布：学校如不录取彭琮，不赶走文焕章，就全校罢课。校方见势不妙，决定全校师生旅游一日、休息一天，加上例假一日，企图以3天的时间平息这场风波。学校党小组、团支部、学生自治会立即开会，组织全校学生罢课。校长舒国华却继续压制，并宣布开除张维的学籍。学生们更加愤怒，罢课斗争更加坚定。常德、桃源两地的党、团组织历来联系较密切，省立二女师、省立二师的团员过去曾同在一个团支部。常德方面在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作出反应。4月7日，中共常德地委妇女部长金潜、共青团常德地委书记邓兴明、常德学联会成员滕代远，联同湘西沅陵、泸溪、辰溪、溆浦、靖州等县在常德读书的学生同乡会代表，立即前往桃源二女师支持学生的罢课斗争。滕代远在二女师学生的欢迎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坚决支持二女师学生的罢课斗争。二女师校长舒国华极为不满，即电告常德省立二师校方。二师右派学生黄钧德因贪污学联会公款被公布事一直怀恨在心，闻此讯后，立刻召开会议，污蔑滕代远冒充“学生代表”，胡作非为，要严厉惩处。

4月8日，滕代远返校，当晚与学联会主席杨杰卿（中共二师党支部负责人）在学校理化教室召开学生大会，介绍二女师学潮情况。散会以后，黄钧德等右派学生见大批学生已离开会场，即手持事先准备的棍棒、小刀、石块，对尚未退场的学生挑起械斗。滕代远、杨杰卿等躲到图书室楼上，右派学生仍手持凶器紧追不舍。追在最前面的邓永祥首先用小刀刺伤守楼门的学生、共青团员陈德型，陈奋力反击，也刺伤了邓永祥，邓在混战中失足从二楼掉下。右派学生大哗，疯狂上楼追杀，左派学生赤手空拳，只得纷纷越墙逃走。在此过程中，共青团员何汝霖被刺伤，杨杰卿、李光文、邓兴明等被非法捆绑，送交常德县初级审判庭关押。接着，右派学生在全校戒严，还猖狂地派人去校外把国民党省党部驻常特派员蒋兆骧当作幕后指挥抓来校内，非法关押，企图秘密加害。幸得学校教务长李继煌营救，暗中将蒋送往常德地方法院。右派学生又假借省立二师全校学生名义打电报给省教育司、全国各学校、各公法团体、各学联、各报馆，污蔑左派学生行凶杀人，妄图扩大影响以夺回右派的领导权。省教育司不分青红皂白，当即通知常德省立二师校方开除杨杰卿、滕代远、邓兴明、李光文等39名学生。他们大多系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这就是当时轰动全省的，常德国民党右派向左派猖狂进攻的“省立二师事件”。

当时，省里和常德城的党团组织和国民党左派认识到，这次事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是与蒋介石及其死党孙文主义学会制造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妄图在整个国民党内掀起反共浪潮的阴谋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积极采取措施，努力争取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国民党常德市党部于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即连续两次电告省党部，详明原委。省党部当即派执行委员熊亨瀚（共产党员）来常调解“二师械斗”事件。中共常德地委、共青团常德地委亦分别报告中共湖南区委、共青团湖南区委。同时，二师学生严文德（共产党员）、龚世英赴长沙，向省会各界澄清事实真相，呼吁各界援救。于是，共产党员谢觉哉、邓乾元、肖洁廉，分别以国民党省党部、湖南省学联、湖南省济难会代表的身份，共同到常德营救左派蒙难者。4月14日，国民党省党部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对于常德惨案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右派充当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走狗，破坏革命大联合，严正指出：“本党党员以身许国，……独惜不死于帝国主义不死于军阀，而竟死于为帝国主义、军阀利用之反动派之手①。”“同类相噬，宁不痛心。”“帝国主义者见中国革命潮流之高涨，不惜造作蜚语，以赤化共产中伤本党。此在敌人理固亦然，乃不料失意政客，拾其唾余，肆意诬蔑，以反共产为其争夺报复之旗帜，而其结果则足以破坏国内外革命势力之联合，为帝国主义者执行分裂中国革命之政策”。并指出这是自国民党1924年改组以来“在湘牺牲之第一次”，足见常德的国民党右派在全省都是比较猖狂的。经过舆论谴责和多方调解，情况有所好转。省立二女师校长舒国华辞职，由国民党左派张祜任校长，几个思想反动、水平低下的教员全部离校，调进万德馨、张祺等进步教师。不久，万德馨、张祺等加入共产党。常德城右派势力由于有驻常军阀贺耀祖部作后台，对上级的调解阳奉阴违。省立二师被关押的人，仅蒋兆骧一人获释，被开除学籍的学生没有一人恢复学籍（他们先后由党组织派往各地工作，如滕代远先去长沙郊区领导农运，后去平江任团县委书记等）。直到当年7月北伐战争在湖南取得胜利之后，革命势力急骤上升。国民革命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电促常德驻军师长贺耀祖，才释放二师被关押的学生。

 

三、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

 

二师事件的风波平息后，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自1926年8月贺龙率北伐军进驻常德后，常德的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人民群众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支援北伐的行动中。常德的国民党右派却对此充满仇恨，他们在篡夺革命领导权失败后，又转而对工农革命运动进行破坏。1926年12月，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反动分子万定球，冒充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特派员，到常德县成德区（今鼎城区洞庭乡一带）门板洲，纠集部分外地迁来的农民组成假农会，与门板洲农民协会对抗。利用外来农民与当地老住户之间原有的隔阂挑起帮派械斗，打伤农协会员数人。驻扎在成德区的反动团防大队暗中与万定球勾结，以弹压械斗为名，逮捕10多个农协会骨干。农协会即发动二、三百人，奔走近百里，赶到常德城要求县府释放被捕人员，严惩万定球。县长唯恐事态扩大，声言将万定球捉拿归案。与此同时，常德县农协筹委会当即派人前往成德区，揭露万定球的罪行和真实面目，教育农民放弃前嫌，按地域组织农协，一致对敌，共同与封建势力斗争。农协会员于是冲到成德区公所，一举缴获团防大队枪支12支，遣散了团丁，除掉了土豪劣绅的保护伞，右派分子万定球见阴谋败露，慌忙连夜逃走。

代表反动势力的国民党右派，尤其是那些出身土豪劣绅家庭又坚持反动立场的北伐军军官，当工农运动触及到自家利益时，他们就恨得要命，公然站出来对抗甚至破坏革命运动。1927年元月，北伐军驻省某部副团长刘树华，听说其父——常德县周士区（今鼎城区周家店）土豪刘廷桢受到农协会的冲击，便窜回家乡散布“省政府决定农民协会要由国民党来办”等反动言论，骂农协会员是“一些无恒业恒产的游手好闲分子”。周士区党部中的右派分子也乘势跟着叫嚷：“农民协会破坏了国共合作。”刘树华还利用家族关系，收买同姓的农协会员，并以周士区党部的名义，通知“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7时在永兴宫前坪召开国民党员和工、农、妇群众大会”。县农协筹委会得知后，决定将计就计，粉碎其阴谋。于是，一面派纠察总队负责人吴承厚（共产党员），带40多名荷枪实弹的队员直奔周士区控制局势；一面从四贤区（今鼎城区镇德桥镇）调集农协会员400余人，手执大刀长矛，由县农运特派员廖顺之（共产党员）率领按时赶到会场。在大会召开前，吴承厚和纠察队员已在主席台上成八字队形站好，廖顺之带领的农协会员也在会场周围站好。周士区党部的几个右派分子和少数不法土豪劣绅见势不妙，想溜也没有溜成。这样，大会开始后区农协委员长夏永嘉（共产党员）首先上台揭露国民党右派挑拨离间，妄图向农协反攻倒算的罪行。受骗农民顿时醒悟，齐声高喊“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刘树华情知自己的阴谋难以得逞，只得悄悄溜回省城。

这年，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常德城的国民党右派眼见在城里已无机可乘，于是在城内收买了一些流氓无赖，伪装共青团员窜到四处造谣说：“共产党马上就要在农村共产共妻了”，“军人（指北伐军人）有3个月不回家的，农会就做主将他们的妻子嫁给那伙流氓地痞了”，“共产党到‘五一’就要开始屠杀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了”等等。常德党组织立即部署各群众组织下乡辟谣，粉碎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常德妇协宣传委员、共产党员朱家瑛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带领一些妇女骨干，从常德城出发步行到陈家嘴、门板洲、花山、团坪等农村，配合当地农协会开展针锋相对的革命宣传，揭穿国民党右派制造的各种谣言，并迅速查出为首造谣破坏的张子范、张锐等假共青团员，缴获了他们的反动旗帜、标语、宣传册子等物证，将他们送交到城里的常德特别法庭。法庭公审时，朱家瑛等对这些反动分子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指控。结果张子范、张锐被判处了死刑，给了国民党右派势力当头一棒。

 

注①：当时以为有人受伤致死。

 

附人物简介：

 

滕代远，1904年11月2日出生于麻阳县一个农民家庭。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当过小学教师。1923年考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积极参加常德城的学生革命运动。在校期间，1924年10月加入共青团，1925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是大革命时期常德学生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担任常德外交后援会主席、非基（督教）大同盟主席，团常德特支委员，团地委委员。1926年4月常德“二师事件”中，他受到国民党右派势力迫害，与常德学联主席杨杰卿等39人被开除出校。离常后，经组织介绍，先后到长沙郊区从事农运、去平江县任团委书记、回长沙任郊区农运特派员。

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10月任省委委员和省农协会委员长。几个月后调任中共湘东特委书记兼醴陵县委书记。1928年6月，任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与彭德怀等领导平江起义，创建工农红军第五军，彭任军长，他任党代表。同年12月，与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上井岗山。先后担任红三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党委委员、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参谋长、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兼军区副司令。抗战胜利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铁道部长和铁道兵团司令员、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委员并长期担任铁道部长。是中共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196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文革”期间遭迫害。1974年12月1日在北京病逝。

 

 

第 九 章   

对北伐的支援

 

一、欢迎贺龙等率北伐左翼军进驻常德城

 

1926年7月11日，北伐军占领长沙，取得了北伐第一期作战的胜利。8月18日，北伐军向平江、岳州一线的北洋军阀部队发起攻击，开始进行第二期作战。7月中旬到8月上旬，北伐左翼军向常德方向进军，攻占了桃源、常德等地，正值这两期作战之间。

进攻常德的北伐左翼军先锋部队是贺龙师。贺龙是湘西桑植县人，出身贫寒，从小饱尝人世艰辛，十多岁就在湘鄂黔边界的深山老林里挑脚贩运，出卖苦力，目睹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惨状。1916年为响应蔡鄂起义，他两把菜刀闹革命，曾经率农民起义军攻下慈利、石门等县城，在常德和湘西一带名气很大。1926年5月，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初起，时任袁祖铭川黔边防军第五路司令的贺龙，即派人劝袁祖铭支持他带兵参加北伐。月底，贺龙在贵州铜仁誓师，宣布“假道湘西北伐”。首战在湘西麻阳县击退护宪湘军陈渠珍部戴斗垣团，随后又击败护宪湘军邹鹏程旅，并占领了辰州（今沅陵），与占领靖县的王天培部形成了对叶开鑫、贺耀祖讨贼联军的威胁，起了援唐（生智）讨叶（开鑫）的作用。在北伐军7月11日攻占长沙前夕，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曾派廖湘云至贺龙处联络，请贺会同袁祖铭、王天培等担任清剿湘鄂西的任务。但是，袁祖铭态度始终暖昧，并无参加北伐的诚意，所以贺龙于7月7日在辰州宣布取消黔军番号，率部参加国民革命军。16日贺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随即兼任湘西镇守使。随后贺师充任北伐军左翼先锋，由辰州沿沅江东下桃源、常德，向曾被吴佩孚任命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一直与北伐军作对的贺耀祖部发动猛烈进攻。此时，参加过北伐第一期作战的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亦已在追击贺耀祖等部中，于7月11日、12日连续攻占了宁乡、益阳等地后，配合贺师的行动向常德城方向发动进攻。贺、周两师东西配合进攻常德城，标志着北伐左翼军进攻行动的正式开始。已是惊弓之鸟的贺耀祖见势不妙，慌忙率部退出常德城。8月1日至2日，贺师陆续开进常德城。国民党常德市党部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热烈欢迎北伐军的到来。3日，师长贺龙由桃源抵达常德城，中共常德地委民运部长许和钧以市党部常务委员的公开身份，率各界群众代表出城迎接。全城百姓均涌上街头，夹道欢呼，盛况空前。4日，为祝贺贺龙、杨其昌、毛鸿翔在常德城分别就任北伐第九军第一、二、三师师长，中共常德地委又以市党部名义，在市中心洗心所组织召开有500余名各界代表参加的庆贺大会。市党部主任执委、共产党员舒宣武主持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祝贺讲话，代表常德人民表示对北伐的热情拥护和坚决支持。会场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使贺龙十分感动，他当场表示要将打倒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感谢常德民众，支持常德的工农革命，他还当场捐款大洋100元支持开办《湘西民报》，以加强革命宣传工作。在常德城期间，贺龙司令部设市中心府坪老道署（今武

 
 
陵区委、区政府大院）内。此外， 进驻常德东门外和德山一带的周斓师等北伐部队，也受到常德党组织和民众的热情欢迎和接待。

 
 
 


二、派遣宣传队在常加入贺龙部队

 

1926年8月6日贺龙在常德城就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后不久，中共湖南区委即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名义，派左翼宣传队自长沙抵达常德。这支宣传队由周逸群、贺声洋、杨杰卿、李光文、袁国平、李涛、陈恭等三十几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其中杨杰卿、李光文等就是在常德“二师事件”中受国民党右派迫害而被开除离校的革命学生，后由中共常德地委安排投考加入该队的。宣传队长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周逸群（贵州铜仁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副队长贺声洋（石门县官渡乡人、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贺龙在此之前与常德的共产党人已有接触，所以对宣传队的到来十分高兴。当晚，贺龙即和周逸群在府坪的司令部彻夜长谈。他激动地对周说：“我想党、盼党啊，你来得太好了！”周逸群也坦诚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北伐的意义和任务，以及革命的前景。贺龙听得聚精汇神，还不时赞许说：“人才、人才，共产党就是有人才啊！”一连几夜，周逸群还详细地向贺龙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革命生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贺龙的启发教育很大。贺龙后来回忆此事说：“第三天，我就对周逸群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和改造部队。”

此次见面之后，贺龙诚恳地再三要求周逸群留在他的部队工作。周在请示党组织得到同意以后，遂留在贺师担任了政治部主任。此后周一直跟在贺龙身边，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南征北战直到为革命牺牲。周逸群留下后，随即向贺龙提出开办政治讲习所的建议，以培养干部、改造部队。贺龙完全同意，并请周担任讲习所所长。

8月中下旬，政治讲习所以所长周逸群的名义，在常德城开始招生工作。常德各级党组织立即动员和支持党、团员和进步知识青年积极报名。经过考试后录取的学员，在常德城集中后，于9月20日开赴澧县，正式投入培训。

在招生工作的同时，左翼宣传队还分赴湘西北各县进行征兵的宣传发动工作，顺利地完成了招收新兵3000人的任务。贺龙对宣传队的工作十分赞许地说：了不起的成绩，过去军阀招兵，一靠钱，二靠绳子，现在我们招兵讲革命道理，一个钱不花，农友把年轻力壮的子弟送来了，政治工作太重要了。

 

三、在人员和物资上支援北伐

 

为了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常德城党、团组织和人民在人员和物资上都尽全力予以支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北伐的准备阶段起，常德党、团组织就陆续有计划地派送了一批批青年骨干，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或政治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在中共湖南区委组织左翼宣传队时，中共常德地委又送去了优秀党员杨杰卿、李光文等人。贺龙师政治讲习所招收学员时，常德党、团组织积极动员和支持党员、团员青年踊跃报考，为贺龙的部队输送了一大批骨干人员。与此同时进行的北伐军招兵中，常德城乡人民又义不容辞地送自己的子女加入到北伐军行列。

在常德城区进行的歼灭袁祖铭军队的激烈战斗中，常德城工人在各交通要道为北伐军抢修工事，为各路攻击袁军的部队带路，贡献很大。贺龙师和其它北伐部队在常期间，常德党组织通过共青团、总工会、农协会、妇协等组织，广泛动员各界群众积极捐钱捐物，筹措军粮，其数已难以统计，贡献是巨大的。

 

四、军民合作智除袁祖铭

 

袁祖铭，本是个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贵州反动军阀。他早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曾任军阀王文华部营、团、师长。1920年与王文华争夺兵权失败后，出走上海，并在北京投靠了北洋军阀。第二年，吴佩孚给袁祖铭枪6000支，让他回贵州组织了“定黔军”。1923年窃得贵州省长职务，因云南军阀唐继尧派军队到贵州进攻他，袁只得率部出走四川。以后在吴佩孚荫庇之下，帮助杨森打败熊克武部，在四川各路军阀的混战中，纵横捭阖三、四年之久。1925年12月，被川军杨森、刘湘联合赶回贵州，吴佩孚又委之以川黔边防督办之职。1926年北伐军兴之后，他在南北两方之间虚与委蛇，阳奉阴违。一方面仍与北洋军阀吴佩孚暗中来往，私表忠心，伺机切断北伐军在湖南的后路。一方面又在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通电广州国民革命政府，表示愿意“加入北伐军助战”，随即又向国民政府派往贵阳的特命代表张任民表示“决与国民政府一致工作”，“决不有欺诈行为”，可谓信誓旦旦。因此，早在1926年5月，国民革命政府军委会就已同意将袁手下黔军第一师、第二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军，但是因为袁的态度始终暧昧，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而没有实现。只有贺龙师因自己坚决要求，才真正出了兵。直到北伐军攻占了长沙以后，袁才让彭汉章、王天培分别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第十军长。而袁本人此时虽已被任命为北伐左翼军总指挥，但是却一直呆在贵阳，迟迟不就职，以至贺龙、杨其昌两师在澧县誓师北上鄂西时，只好由党代表吕超代行北伐左翼军总指挥职务。他因贺、杨二师态度坚决而无可奈何，只能表面同意他们北上，但是他手下的嫡系彭汉章、王天培两军，直到北伐军已抵达鄂南，才勉强由常、澧往前挪了一步至湘鄂边境一带，做了做样子。北伐军攻占从湖北通往河南的要塞武胜关时，蒋介石一再电催袁北上，袁也仅仅从贵阳往贵州铜仁移了一步。11月18日，蒋电令袁祖铭“督师莅鄂”，“协剿卢（金山）等”，袁才于12月3日在辰州（今沅陵）通电就任左翼军总指挥。但此后又拖延到30日才率领4个旅（其中许克祥旅为途中所收编）抵达常德城。他一路撒兵，绵延千里，作为退路。并将号称十万的部队重新编成5路20个师，分驻辰溪、永顺、洪江、澧县、荆沙一带。他还沿途截取税款、私委县长、贩卖鸦片、招兵买马，并且不让省政府过问湘西的民、财两政，俨然一副土皇帝嘴脸。尽管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一再电催袁部退出湘西，集中力量“直驱荆（州）宜（昌）”，但是袁根本不予理睬，照旧我行我素。他一到常德城，就再没有半点前进之意，整日只顾花天酒地，大抽鸦片。实际上还是在等待时机，阴谋配合吴佩孚，直取长沙、岳阳以截断北伐军的后路。

上述情况，湘西、常德的国共两党组织都分别向中共湖南区委和第八军教导师详细报告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政府也多次急电报告唐生智，唐于是密令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切实解决袁祖铭。周斓受命后，当即与湘西党务专员、中共常德地委委员王基永认真商量解决方案。因教导师的兵力当时分驻在益阳、安乡、桃源和常德，与驻常的袁军兵力相差十分悬殊，靠强攻显然不行。后来通过王基永在常德国共两党组织与教导师几方之间反复讨论协商，最后一致确定了擒贼先擒王的智取方案，决定在常德城里设“鸿门宴”，先在宴席上制服或处决袁军的头目，再各个歼灭其部下，此后，几方分头紧急行动。八军教导师方面立即着手，将分驻在安乡、桃源等地的本部兵力暗中调来常德城，同时派人秘密侦察清楚袁军在常德城的分布情况及附近地形，制定速战速决的、缜密的行动计划。中共常德党组织方面抓紧落实常德总工会、农协会密切配合此次行动的具体方法、步骤，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此外，由王基永等利用同乡关系（王与袁祖铭部下许克祥都是湘乡人），暗中做好许克祥部的策反工作。

1927年元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七常德一带有在这一天过小年的风俗），第八军教导师周斓师长以“团年宴叙”为名，请袁祖铭等来常德城东门外贺八巷（今红卫居委会）商业研究社赴宴，同时还约请常德和湘西一些知名人士相陪。事先则由该师钟岳灵团陶柳营在设宴处四下埋伏。一切就绪后，周犹恐袁万一不来，傍晚时分亲自去迎接袁祖铭。袁自恃兵力占压倒优势，并且来常一月不时赴宴，与周斓等也曾多次花酒牌宴，所以没有想到其中会有诈，欣然前往。同行赴宴者有手下高级军官参谋长朱筱珊，师长何厚光（何璧辉）及卫队数十人。宾主相见后，同往楼上入席，卫队则留在楼下另有酒席。席间，正值主客双方酒趣正浓，谈笑风生之际，忽报湘西绥靖处卫队长请参与作陪的该处处长周鳌山接电话，因周事先并未参与机密，不知来电有因，怪手下这时来电话太扫兴，拒不肯接，后来经周斓等再三劝解，他才下楼去接电话（事后他还怪周斓让他当了三国时的鲁肃）。这时，周斓借故潜出，随即号令陶柳营向袁祖铭等发动突然袭击。按预定计划，首先歼灭其卫队，一时枪声大作，倾刻间袁的卫队全部倒入血泊毙命。袁等在楼上骤闻枪声，情知有变，各自狼突奔命。何厚光负伤后登上屋顶，跌落街心还与教导师士兵凶狠搏斗，被当场处死。朱筱珊则被当场击毙。只有袁祖铭破窗而逃，一连翻越几处屋顶，失足跌伤后又在街上逃奔，被追兵击毙在东门外聂振茂药店门口，后陈尸贵州会馆。事先在城内各处集结待命的教导师各部，听到枪声后即按预先布置，分头向袁军发动围攻。常德总工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分成若干战斗小组，按约定的计划，立即为周斓师参战各部带路，参加战斗。常德总工会下属的部分泥木、箩业工会会员，立即在城内各交通要道口，奋力抢筑临时工事或路障，以利阻击袁军。顿时全城一片紧张的军民合作共歼敌军的战斗气氛。袁军方面虽人多枪好，但是群龙无首，混乱异常，加上是在黑夜遭奇袭，被分割包围后，彼此失去联系，惊慌失措，仓惶应战，多已失去斗志。此外，许克祥旅因已同意反袁，听说袁已被处死，当时就脱离了战斗，更削减了袁军抵抗力。当晚，北门一带袁军全部被解除武装。深夜，又有周师罗霖（罗子文）团两营主力从安乡赶到常德参战，至次日午后，西门附近和沿江大河街一带袁军也相继被缴械。之后，虽然尚有少数几处袁军负隅顽抗，但已处于劣势，加之军民共同喊话告之袁祖铭等下场，斗志瓦解，除少数突围外，其余全部投降。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历时仅一天一夜即胜利结束了。此役歼敌近万人（其中俘虏3000多人），缴枪5000余支。周斓师伤亡520人，市民群众遭乱兵伤亡数十人。湘西一带其他袁军闻知此变后，都先后缩回贵州。袁手下干将彭汉章亦因与吴佩孚、孙传芳暗中“往来不绝，且有异图”，在袁祖铭被歼后不久，于1927年2月被北伐军逮捕处决，至此，北伐战争的一大隐患终于被彻底除去，北伐左翼战场得以稳固。

常德工人纠察队为各路进攻袁军的奇兵深夜带路，并且参加战斗俘敌多人，缴获枪支30余支和许多弹药。常德工人连夜抢修工事和路障，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战后，北伐军第八军政治部特向常德总工会赠送“革命先锋”大锦旗一面，以示感谢。常德农协会员在县农协会领导下，在城郊四处拦击袁军溃兵，亦俘获许多敌兵和枪支。袁军向北逃窜的小股部队，在临澧、澧县一路受到农协自卫队的阻击，最后蚁聚在澧县城西30里处的合口，当地农协自卫队与教导师追兵配合，将其团团包围，一举消灭，自卫队在此役中缴获枪支二百余，子弹万余颗，武装了自己。

  　常德城百姓的房屋财产，在这次激战中也蒙受了较大损失。由于袁军土匪成性，在深夜溃逃中，乘乱大肆放火抢劫，许多商铺遭抢，北门外皇经台一带成片木板房被火烧毁约七、八百间。事后，省府特派省党部委员蒋兆骧为湘西慰劳专使，携带大批慰劳物资来常德慰劳有功将士及受难群众，并拨大洋1万元救济难民。常德各界也组织了“1·30事变受难同胞救援会”，积极开展募捐救灾。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在常德革命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国共两党合作，军民团结合作，在常德城设“鸿门宴”一举除掉反动军阀袁祖铭的动人事迹，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载入常德城的史册。北伐的胜利进军，尤其是以贺龙为先锋的北伐左翼军，在常德的英勇作战，大大鼓舞了常德人民，促进了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常德的工农运动起来后，又在人员、物资和精神上给北伐军以最大支持，使常德这块土地成为北伐的坚强后方。

 

 

 

第 十 章   

党组织领导发动的工农革命运动

 

一、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

 

建立工人团支部和工学联合会　　1922年6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时，就建立了下属的劳工运动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分别为汪德基、姜见善），在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帮助“常德劳工会”创办工人夜校，以后又陆续在青年工人中发展了一些团员。但是，由于当时常德团组织成员的成分主要是学生，缺乏开展工运的经验，没有及时将常德劳工会建设成领导工人运动的核心组织。1923年5月，常德劳工会被当局查封后，即陷入散漫的、无人领导的状态。1924年春常德团组织经过整顿后，情况有所改观，开始注重培养吸收青年工人的工作，先后发展了染织工人杜海清、缝纫工人杨春初、胡明生、理发工人胡自云、织袜工人王光熙、胡梅初、印刷工人韩光第、码头工人文恒益等加入团组织。同时努力帮助一些行业建立基层工会组织。1925年11月中共常德特支建立后，组织发动工农运动以支援北伐成为革命的主要内容，常德的工运状况更是大有改观，全城的行业工会筹备处纷纷建立，工人阶级成为革命运动的主力。这年的12月，中共湖南区委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纺织工人彭唯一（共产党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毕业），来常德任工运特派员。1926年1月，常德染织工人杜海清担任了共青团常德地委执行委员，同时，在工人中第一次单独建立了有8名团员的工人团支部。此后在各个行业中的中共党支部也迅速发展。2月，袜业、箩业（码头搬运）等行业工会正式成立。在工人骨干和团员学生的共同努力下，这年的3月24日，常德工学联合会正式成立。参加在洗心所召开成立大会的有理发工会、缝纫工会、袜业工会、箩业工会、染织工会、棕绳工会等十几个行业工会，以及劳工会、女界联合会、学联会、市党部、农村教育社、雪耻会、平民中校、省立二师、省立二中、湘西艺术师范、翰文中学、自强女校、县立女高、隽新中学等十几个团体的代表。大会选举彭唯一、陈其发、滕代远、凤碧山、覃正统、欧阳熙（女）等7人为执行委员，由中共常德地委宣传委员蒋兆骧任主席。联合会会址设在常德城内原常德学联会办公处。工学联合会的基本宗旨是：工人、学生共同组织起来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斗争，以求民族的生存和各界群众的自救。

3月28日，刚刚成立的常德工学联合会在县城的公共体育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英讨吴（佩孚）市民大会”。全城有染织、缝纫、印刷、理发、泥木等20多个行业的工人和40多所中小学校的学生，共50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致电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和冯玉祥将军，请求迅速出师北伐。

4月8日，常德城发生国民党右派报复迫害左派学生的“省立二师事件”，参加工学联合会的滕代远等学生骨干，以及该会主席蒋兆骧均遭迫害而离开常德城。此后不久工运特派员彭唯一又不幸病故，致使该会负责乏人而告停顿。当月，中共湖南区委又派安源煤矿工运骨干、共产党员颜南山等为工运特派员来常德，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此后，颜南山等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发展基层工会组织和筹建总工会等方面。

迅速发展行业工会组织　　常德的工会组织与农协组织有所不同，它是先着手建立基层的行业工会组织，然后再建立总工会。常德的行业工会的建立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萌发阶段。1924年春，常德的团组织经过整顿后，在努力培养发展工人团员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建立行业工会，做了一些筹备动员工作。1925年中共常德特支成立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行业工会的筹备工作大有起色，到工学联合会成立时，已有10多个行业建立了筹备处，还有箩业、袜业等正式成立了行业工会。第二阶段为大发展阶段。在1926年6月常德总工会建立筹备处前后，正值北伐军在湖南胜利进军之时，常德的党、团组织迅速在基层工会组织中扩大发展，全城大部分行业，如烟业、店员、人力车、泥木、染织、理发、缝纫、活版铅印等也很快正式建立了行业工会，同时其中还建立了11个党、团支部。这些基层工会为日后建立常德总工会奠定了牢固的组织基础。第三是最后全部完成阶段。1926年9月常德总工会成立后，工人群众对工会的热情普遍高涨，到当年年底全城各行各业全部都成立了行业工会，会员人数达到11000余人。

隆重成立常德总工会　　1926年4月中共常德地委的成立和5月北伐军先头部队向湖南的胜利进军，大大促进了常德行业工会组织的发展，这些行业工会一经产生，即发挥了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作用。先后领导的“织袜工会修订条约之罢工，烟业工会、索业工会增资之风潮，鞋业工会增资罢工，外人雇员工会因广德医院（美国人所开办，今市一医院）无故开除工人之罢工，缝纫工会与店主争执之罢工，皆表现工人奋斗之勇敢和团结之力量，与信仰工会之决心” ①。特别是这年5月党组织领导发动的“五一”反苛捐杂税斗争的胜利，全城工人通过斗争收入提高了约百分之二十，使工人群众进一步体会到团结就是力量，对党领导的工会组织更加信赖，原先还心存疑虑的工人纷纷踊跃报名加入工会。同时各行业工会在斗争实践中也产生了统一起来的迫切愿望，于是在反苛捐杂税斗争后不到一个月，常德县总工会筹备处于6月2日应运而生了。年轻的码头工人文恒益②担任筹备处主任。筹备处成立后，积极在各行各业建立工会组织，党团组织亦积极发展工人加入党团组织，建立行业的党团支部。当时正值北伐的形势迅猛发展，贺龙的北伐左翼军也于8月进驻常德，常德的行业工会和筹备处在二、三个月的时间里就迅速发展到26个，会员人数达到8213人。

7月，北伐军进占长沙。30日，湖南建设厅颁布了孙总理大元帅任内公布的新工会条例，通令自即日起，“凡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的工会及职业组合一律适用工会条例分别改组并向当地主管厅注册”。这样就使工人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与此同时，中共湖南区委也发出了关于铲除反动势力，扶植工农商学团体的宣言。常德建立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

9月9日，常德总工会正式成立。这一天，常德城区数千工人喜气洋洋地涌向城南广济宫（今武陵区人民中路大高山街口），参加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会议盛况空前，大庆街（今人民中路）一带大街小巷也都挤满了人。会场庄严隆重，大门两边高高耸立着松枝牌坊，上面写着“团结七十二行道图谋解放，争从十八层地狱走进天堂”。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已经正式成立行业工会的会员约6000余人。大会选举颜南山为总工会委员长、文恒益（共产党员）为副委员长、张盛荣（二师学生、共产党员）为宣传部长、杨英（共产党员）为组织部长、滕代胜（滕代远兄长、共产党员）为教育部长、胡诗成为青工部长、熊敏（女）为妇女部长、刘官清为秘书。总工会成立后，其余尚在筹备阶段的行业工会，加快了正式成立的步伐；尚未建立行业工会的那些工人群众，纷纷起来自动组织自己的基层工会。这样，到年底为止，全城又有斛业、纸业、轧花、煤业、鞋业、碓业、厨业、外雇人员、人力车、弹业、轮船装卸、店员联合总会、水岸盐务、皮箱业、驳划业等行业工会正式成立或新建。工会会员人数达到11000人（其中店员联合总会会员约4000余人）。至此，各行各业都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

  这一年的12月1日至27日，常德总工会派箩业工人文恒益、缝纫工人邹灿南、染织工人杜海清，在长沙出席了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预备会上，杜海清被推选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正式会议上，邹灿南被推定为宣传教育股议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常德总工会委员长颜南山当选为省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以后，常德总工会认真贯彻大会所作出的各项决议，根据大会提出的“现在中国各阶级民众，在政治上共同的需要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买办阶级，以求得真正民主的实现”的目标，遵照工农商学大联合，巩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要求，在大力巩固发展工会组织，开展青工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苛捐杂税斗争和劳动保护、没收逆产、发展实业、武装自卫等项工作的同时，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维护革命新秩序，大张旗鼓地开展以摧毁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破除封建宗法和迷信思想，严厉惩治土豪劣绅为主要内容的反封建斗争，使常德工人运动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

 

二、工人运动的高涨

 

大力抵制苛捐杂税　　1926年4月底、5月初，常德城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反苛捐杂税斗争。全城工人于“五一”这天举行了统一大罢工。工人们按行业结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帝、反封和反苛捐杂税的口号，斗争锋芒直指印花局（税务局）、榷运局。箩业工会负责人、共青团员文恒益率各行业代表20余人，去县知事公署以及印花局、榷运局等处交涉，当众宣布了全城工人反荷捐杂税的五项具体要求，即：（1）提高搬运力资单价；（2）取消一切附加税收项目，降低正税的征收比率；（3）在征收的工人所得税中提取一部分资金做工人的福利金；（4）取消一切侮辱性妓馆花脂税；（5）撤消在各乡镇的税务稽征所和警察所。与此同时，在党组织的统一部署下，四郊农民也积极配合，四处张贴反苛捐杂税的标语，西郊农民还在共青团员刘泽远的率领下砸碎了一些税务关卡。

罢工开始后，首先是外商损失惨重，他们运来的各色“洋货”装在船上卸不下来，收购进来的各种土特产堆在码头上运不出去，象一块硬骨头卡在喉咙里吞不进，吐不出。当他们妄图以高价雇佣农民来做工，以破坏这次罢工时，早已统一了步调的四郊农民不仅坚决拒绝，而且还热情地请罢工工人去农村临时帮工，以解决暂时的生活问题。常德城工人的这次罢工比以往更坚决、更彻底。罢工持续进行十几天后，全城出现了“盐荒”、“米荒”、“水荒”、“菜荒”，尤其是所有的厕所都粪便满溢，到处是臭气冲天，昔日繁忙的沅江常德港完全成了死港。面对如此状况，那些平日作威作福的税务老爷，也是个个一筹莫展。那些急得焦头烂额的外国商人们，纷纷跑到县知事公署去大吵大闹也无济于事，只得求助各自的驻中国公使出面交涉，要求赔偿损失。搞得那些省里、县里的官老爷们相互争吵埋怨，最后只得答应了常德罢工工人所提的条件。通过这次反苛捐杂税斗争，常德工人的收入相应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并且使工人群众体会到自己团结起来的力量，许多工人纷纷主动要求加入和成立行业工会。

参与管理县政，维护革命新秩序　　常德总工会成立后，随着北伐胜利进军的步伐，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政治斗争。首先是在党的领导下，与农协、妇联、商协等革命群众团体共同积极参与管理县政。当时总工会说的话是算数的、有权威的。各行各业工人在总工会领导下，摧毁了封建把头和反动派对工人的欺压，把管理的权力交给真正能为工人谋福利的行业工会，由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自己管理自己。

1926年9月，为了维持社会治安，维护革命新秩序，常德总工会建立了常德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由工人胡业本担任，副总队长为诸德善，有约40名队员，这是常德城工人第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此后一些大的行业也先后成立了纠察分队，人数几十不等。1927年初，纠察队曾派人去长沙参加全省的工农武装干部训练班学习，以提高军事、政治素质。工人纠察队成立后，在党组织领导下，严厉打击查禁抽鸦片、嫖娼等丑恶行为，查封了城内所有的烟馆、妓院，并配合各革命团体建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严厉惩处、打击了一批土豪劣绅。1927年3月，特别法庭在常德城枪毙大土豪杨仲达时，杨手下爪牙妄图抢劫法场，工人纠察队全部出动，和县农民自卫队一道全副武装守卫刑场，使坏人的阴谋终未得逞。在军民合作智除贵州反动军阀袁祖铭的巷战中，工人纠察队参加战斗，配合第八军教导师一举击溃袁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破除封建迷信、宗法思想　　为了破除长期以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精神枷锁，常德总工会成立后，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向封建迷信和宗法思想发起了猛烈冲击。总工会与农协会相互配合，发动青年工人和学生组成浩浩荡荡的宣传队伍，高呼口号，张贴标语，搭台演讲，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主要是揭露反动统治者用神学和“宿命论”麻痹人民，粉饰自己的反动伎俩，使广大劳动人民明白穷人缺衣少食并不是命里注定的，而是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贪官污吏的残酷压榨造成的。揭露封建行会、帮会利用宗族、姓氏关系欺骗工人的反动实质。揭露封建统治者“夫权至上”、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三从四德”的旧礼教的吃人本质，号召广大妇女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起来斗争。

1927年上半年，在广泛宣传的同时，常德城乡掀起了反对封建迷信的热潮。工人积极分子和农协会员一道，冲进寺庙捣毁神像，没收庙产，并动员和尚、尼姑还俗回乡，限制巫师巫婆的迷信欺骗活动。总工会还大力贯彻省总工会的《关于劳动妇女之决议案》精神，专门下设了妇女委员会，推行男女工资平等，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反对男尊女卑，反对婆婆虐待媳妇，反对丈夫打骂妻子，反对社会上一切岐视、侮辱妇女的行为，坚决执行男女平权。

进行“劳资共管”试验　　常德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后，工人群众与资本家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为了寻求符合当时形势的解决途径，党组织领导总工会从1927年初起，首先在常德城里的达人袜厂进行“劳资共管”的试验。所谓劳资共管，即在不剥夺资本家资产的情况下，由工会和资方共同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目的是为了逐步实现工人当家做主，参加民主管理。

达人袜厂是当时常德纺织行业最大的一家工厂，拥有男女工人180余人，设备比较先进，资金也比较雄厚，正在准备扩大生产规模。该厂过去名义上是股东经营，实权却操纵在一个姓张的经理手中，对工人的剥削相当严重。试行劳资共管的工作开始后，资方表面上接受，暗中却千方百计地进行抵触和破坏。他们首先暗中抽走生产资金，转移生产资料，压低利润收益。然后借口工厂经济困难，难以维持，提出要解雇部分工人，缩小生产规模。企图以此要挟工人，使劳资共管的试验流产。常德总工会及时识破了资方这一阴谋，并通过工会会员了解到姓张的经理已将工厂新购进的10部毛巾机、20部织袜机、5部织带机全部拆散后，藏到了小老婆苏月华娘家的情况。于是发动全厂工人起来斗争，并委派袜业工会负责人胡业本、陈敏（女，共青团员）做资方内部的瓦解工作。胡、陈两人根据苏月华原是该厂女童工，家境也十分贫寒，当小老婆也是被迫的情况，通过耐心的启发、教育，帮助苏月华提高了觉悟，促使她站出来揭露了资方的全部阴谋。工会组织随即支持由苏月华代表资方参加工厂的管理，共同将抽走的资金和转移的生产设备收回工厂，被解雇的工人也重新回到了厂里，这样使劳资共管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起来。由于工人们的生产热情高涨，工厂的生产形势一天比一天好，经济效益明显增加。此后，在袜业工会的统一组织下，将全城所有零星手工织袜工人都吸收进厂，使该厂工人一下子增加到300多人，迅速增开了织毛巾、织带等新的生产项目。常德总工会在达人袜厂的劳资共管试验，为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劳资关系，如何使劳资双方共同民主管理企业，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借鉴经验。

开展妇女解放运动　　1926年6月，常德召开有史以来第一次妇女代表会，成立了直接受中共常德地委妇女运动委员会领导的常德妇女协会。出席大会的有以陈兆森、刘璞为首的省二女师代表队，以王清庙为首的常德各女子学校代表队，以朱家瑛、欧阳熙为首的教育界和街道代表队，以熊敏、陈敏为首的女工代表队，以涂铭、田丰为首的农村代表队等，美国人开办的广德医院及附设的护士学校也有以苏玉婵、娄××为首的代表队参加，连同列席代表共100多人。大会选举龙承惠为主任委员，王富宙、朱家瑛、周紫玉，欧阳熙分别担任组委、宣委、文委、总务，一般委员熊敏、涂铭，候补委员陈敏、田丰、欧阳复华，共计10人。其中除王富宙是国民党左派外，陈敏、田丰、欧阳复华是共青团员， 龙承惠等为共产党员。大会进行了3天，闭幕之后城内和城郊各界妇女举行了大游行。沿途散发的妇协成立宣言中，指明了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男女平等的具体内容，响亮地喊出了打倒夫权，婚姻自由的口号，提出了坚决彻底地清除一切对妇女有侮辱性、虐待性的旧习陋俗。妇协成立后，从1926年冬起开始派人深入四郊农村开办妇女夜校和识字班，以提高农村妇女的文化、思想水平。同时在常德城里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解放侍婢和妓女的“开笼放雀”活动，支持她们争取人权，争取自由。这项活动解救了一大批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仅蒋万兴、李亨泰、刘勉吾三大富户中就有100多侍女得到解放。妇协解救的妓女，仅通过警察局登记的就有近百名。妇协除了帮助她们从良，还动员其东家老鸨给予经济资助。

从1926年底起，常德妇协在总工会、农协会等革命团体配合下，根据湖南省总工会1926年12月颁布的《关于劳动妇女之决议案》精神，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铲除男女不平等封建孽根的运动。督促私营业主实行男女工资平等，保护妇女特殊权益等项规定。揭露批判“夫权至上”、“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号召妇女起来自已解放自己。发动各界妇女走上街头高唱妇女《翻身歌》，高呼“剪掉封建尾巴”等口号，支持妇女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婚姻，动员童养媳的父母接回自己的女儿，惩办那些迫害丫环、使女的太太、小姐，批判那些虐待媳妇的恶婆婆。

开展红五月宣传活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在中共常德地委统一指挥下，总工会，共青团、妇协、农协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红色宣传团，分70多个宣传队，以胡佐武、朱家瑛为总领队，于当年5月深入常德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公布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十大罪状，宣传革命真理，驳斥反动分子散布的种种谣言。朱家瑛直接带领由常德妇协大部分骨干及一些中青年女同志组成的宣传队。这支队伍又分为20几个行动小组，一直深入到边远的山区。直到5月24日常德城发生反革命“敬日事变”时，他们还在前河、后河的一些山村里，进行宣传活动。城内幸存的妇协干部多方设法，才把消息传出，使这些宣传队员都赶到太阳山团坪集合，然后分散转移，其中有些就是这样避走它乡，甚至跑到国外南洋去了的。

 

三、建立农协组织和发动郊区农民运动

 

常德城郊的农协组织是在常德党、团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最早的郊区农民协会是秘密成立的。1926年1月，中共常德特支指导常德团地委成立农村教育社，派共产党员陈昌厚担任社长，组织一批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分头到常德城西郊的农村调查访问，向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陈昌厚到大西门外近郊岩桥寺，结识了牟家大屋进步农村青年牟环亭和牟廷焕，同他们促膝谈心，讲述社会黑暗，豺狼当道，人民遭难，封建军阀不消灭，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打倒，农民永无翻身之日的道理，并鼓励他们效法历代农民起义英雄，组织农民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斗争。从这以后，牟环亭、牟廷焕等开始秘密串连农民。

这年5月初，组织上派陈昌厚去广州参加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中共常德地委派常德团地委农运委员康序焕到岩桥寺，继续秘密组建农民协会。他除了继续与牟环亭、牟廷焕等贫苦农紧密联系以外，还向岩桥寺一带的省立二中同学了解当地的情况。得知这里有唐谷成、罗选臣等为首的土豪劣绅，成立了一个“敦博会”，每月集会两次，除了酗酒作乐，就是商讨压迫、剥削农民的诡计。农民称其为“炖钵会”。而牟廷焕、牟环亭、牟佑占等人居住的牟家大屋，人称“穷鬼窝”。牟廷焕一年四季种田、帮工，兼教私塾，一家三口还难以糊口。康序焕团结贫苦农民，在牟家大屋办起一所小学，支持牟廷焕当老师，吸收一些中青年农民参加学习。教材大多是自编自印的油印本，内容主要有“什么是农民协会”、“什么是土豪劣绅”、“土豪劣绅为什么要打倒”、“贪官污吏为什么要铲除”等。这样的学习讨论，效果很好，一下子就秘密建立不少农协小组。随后，牟环亭、牟廷焕又邀集五六名进步青年农民，到河洑山的红坡寺开会，讨论筹建乡农协会，公举牟环亭、牟廷焕做领头人。会后短短的十来天，就串连200多人。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这200多农民在红坡寺集会，正式成立岩桥寺乡农民协会，公举牟环亭为委员长，牟廷焕为副委员长，大家还请康序焕做他们的“军师”。牟环亭当场激动地说：农友们，多少年来土豪劣绅任意宰割我们，从没有把我们当人看。我们是人，要做人，不做牛马！接着，牟廷焕领着大家举手宣誓，誓词是：“跟着共产党，齐心闹翻身，有福共同享，有难大家当，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推翻旧世界，工农做主人。”到会的农民热血沸腾，许多人要求农协领导人首先从大恶霸蒯月秋开刀，以解心头之恨。

岩桥寺农民协会是常德城郊区，也是常德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它的成立，拉开了常德农民运动的序幕。几千年受苦受压的贫苦农民，在即将到来的工农运动中，打土豪、减租减息，第一次扬眉吐气，当了主人。此后，康序焕去故乡周家店乡，秘密成立了常德县第二个农协组织——天门岗农民协会。在陈昌厚、康序焕等秘密发动农民，组建农协的同时，共青团员刘泽远，从长沙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回到家乡丹洲垸刘拱桥，被刘姓士绅推举为族校校长。他以此合法身份，聘请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戴先凡任教，他俩在长沙读书时受到声援五卅运动反帝爱国斗争的熏陶，矢志救国救民。两人在丹洲四官庙办起一所80余人的农民夜校，向农民解说文字，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大家起来同农村封建势力作斗争。有一次，刘泽远给学员讲解“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古诗，联系实际，启发农民思考：丹洲盛产棉花，也产粮食，为什么种棉人穿不暖，种稻人吃不饱？使农民慢慢想到，农民生产的棉花、粮食，是被贪官污吏榨取走了，是被土豪劣绅的地租、高利贷盘剥走了，他们吃的穿的都是农民的血和汗。学员们明白了这些道理后，纷纷表示愿跟随刘泽远造土豪劣绅的反，为开展农运奠定了思想基础。附近的岩桥寺成立农协的消息传到这里以后，夜校学员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当夜就成立农协组织。刘泽远因势利导，要学员按三个条件去串连农民：一、苦大仇深的农民；二、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进步青年；三、年龄在60岁以下的。同时还规定三条纪律：一是个别串连；二是秘密进行；三是坚持本人自愿。几天这后，学员们共串连300多农民，正式成立四官庙农民协会，公举刘秀山为委员长。由于当时会员中没有一个妇女，便引起了夜校女学员的议论，说“刘校长口里讲男女平权，脑壳里还是没有女人的地位”。刘泽远听到后，决定单独成立一个妇女组织，发动女学员串连妇女，很快吸收女会员80多人，正式成立全县农村第一个妇女革命团体－－刘拱桥妇女协会。由于思想发动深入，常德城郊区继岩桥寺、四官庙农协成立后，又有乌龙港、夹街寺、七里桥、甘露寺等地秘密建立农协会。

1926年5月，常德城内爆发工人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矛头直指县知事公署及其所属榷运局。中共常德地委指示刘泽远等共产党员发动郊区农民配合行动，刘泽远立即带领四官庙农民协会年轻农民100多人，开展抗税斗争，一举捣毁了设在河洑、落路口等处的税务稽征所。当他们冲进落路口税务所时，正遇着两个税棍勒索一个用家机布换棉纱的农民，要拿布去抵税，他们气愤地冲上前去为那个农民夺回家机布。税务所的一个胖所长神气十足地走出来，大声吼叫，给他们安上“造反”罪名。刘泽远一把抓住那个所长，怒斥道：“你们假收税之名敲诈勒索，天理何在，该不该反？”那人见势不妙，悄悄溜进了常德城。这次抗税斗争激起了郊区农民抗税抗捐的浪潮。当时城内驻军因湘军内战发生，无力干预，县署惟恐事态扩大，只得发布通告，撤销设在郊区的几个征税关卡，取消加在工人头上的几种税捐。

这年9月，常德地委农运部长陈昌厚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归来。10月初，他主持成立了常德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并担任主任，康序焕为副主任。全县农村进入公开建立农民协会阶段，进展非常迅速。到1927年1月，全县12个区都成立了区农协，农协会员达到10万人。这年2月16日，召开常德县农民代表大会，与会代表300多人，正式成立了县农民协会。选出9名委员，委员长陈昌厚（兼）、副委员长康序焕、组织部长熊绪常、宣传部长杨天镛、自卫队长吴承厚、青年部长明方乎、妇女部长涂铭，另有两名委员为牟环亭、郭皋生。县农协机关设在常德城内城隍庙（今常德市吉春广场附近）。

郊区的农民运动一是惩治土豪劣绅，摧毁封建统治在农村的基础。为此特成立了以刘泽远为审判长的县审 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处治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二是与总工会相互配合进行反封建迷信和宗法思想的斗争，摧毁神像，打击族长。三是建立了县农民自卫队，驻县城的直属中队约50名武装队员，队长由吴承厚兼任。自卫队一方面负责维护平时治安，一方面要执行特别法庭下达的任务。在剪除军阀袁祖铭的战斗中，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四是限制剥削，实行减租退押，取消高利贷利息。五是清查逆产（土豪劣绅侵吞的族产、庙产、地方积产、各种会产以及霸占农民的私产等），没收豪绅浮财。

 

 

注①：见1926年12月17日《常德总工会报告》

注②：文恒益（1895～1928）：桃源文家湾人，从小就在常德城下南门码头搞搬运。是在常德工人中最早加入中共党、团组织的先进分子之一和最早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1923年6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2月组织常德箩业工会筹备处，６月初箩业工会正式成立，他当选为工会主席，随即担任常德总工会筹备处主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担任总工会副委员长。年底，出席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大会特别股议案审查委员。1927年5月反革命“敬日事变”后，与康序焕等策动常德城乡武装起义，未成。1928年1月，在城内工人中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1928年5月23日，被敌人在下南门砍头示众，英勇牺牲。

 

 

第 十一 章   

国民党右派的血腥屠杀和常德“敬日事变”

 

一、“敬日事变”的由来

 

1927年春，正当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工农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四•一二事变”。一些混入北伐军的反动军人和伪称拥护革命的地方官员、团防局官兵、土豪劣绅等地方反动势力，紧密勾结，镇压工农运动，残杀革命人士，先后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唐生智部下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混入革命阵营后，仍顽固坚持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早在1926年冬，他在宜昌与左右亲信谈到湖南工农运动时，曾哀叹地说：现在国民革命在军事上是节节胜利，在政治上处处失败。1927年2月，他率部移驻常德，与国民党湘西党务专员王基永交谈，王谈到应如何支持农民运动和改造旧军队，何健听后，竟然“不禁毛骨悚然”。不久，他离开常德，令所属第一师取代第八军教导师移师常德。师长叶琪，同何健一样反动，纵容手下不法官兵，于4月在常德城西北乡灌溪、岗市一带勒索财物，奸污妇女。农协会员忍无可忍，与其部发生械斗，打死打伤不法官兵数人，叶琪借题发挥，指令部属以武力找农会算帐，非要县农协会负责人偿命不可。后由国民党省党部调查、调解，将县农协会委员长陈昌厚撤职，叶才勉强罢休。

不久，何健就通过他的参谋长对军部的反动军官说：现在只有学蒋总司令在京沪一带的作法，设法迅速制止共产党的活动，才能救得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4月底，何健在汉口的高级将领会上，秘密商定，在长沙首先发难。随即，派心腹余湘三（醴陵著名恶霸地主），到长沙与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厅张翼鹏、三十五军长沙留守处主任陶柳、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其父是湘乡恶霸地主）等人密谋，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马日事变”。

二、共产党员肖洪贵被残杀事件

 

肖洪贵，是蒋介石叛变后常德城牺牲的第一个中共党员。牺牲前任常德城近郊区党委负责人，近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他对党赤诚，对农运工作充满热情，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勇敢坚定，与吴承厚、刘岳、廖顺之等被誉为全县农运的四大虎将。1927年5月20日，也就是长沙“马日事变”的前一天，牺牲于常德城西郊，时年仅23岁。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常德城乡的反动分子也磨刀霍霍、蠢蠢欲动。近郊土豪劣绅刘采清等纠集了100多名流氓打手和帮会歹徒密谋商定了暗杀肖洪贵的毒计，5月20日这伙歹徒化装成西郊的农协会员，谎称接肖洪贵去西门外落路口一元寺参加五分乡农协委员会会议，将肖洪贵骗上人力车。拖到常德城外沅江西堤后，预先埋伏在花苗堤一带的打手窜出，一起动手突然用大刀砍断肖洪贵的双臂。肖洪贵掏手枪还击不及，忍着剧痛大骂敌人。这伙野兽般的刽子手又极其残忍地割掉了肖洪贵的舌头，耳朵，剜去他的双眼，剁断他的双腿，然后弃尸沅江边逃去。肖洪贵同志就这样被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

县农民协会自卫队员闻讯赶来时，刽子手们已逃走了。肖洪贵的被害，是国民党右派发出的反革命事变的严重信号。

 

三、常德反革命“敬日事变”

 

在长沙“马日事变”的前三天，驻岳阳的三十五军副军长叶琪，就密令省防军驻常德独立旅旅长熊震，“与长沙采取一致行动”。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后，常德至长沙的邮电中断，轮船停航，信息不通。

1927年5月24日上午8时许，省防军驻常德城的独立熊震旅部，突然下令紧关城门，汇同县长公署的警备队和警察局的稽查队，倾巢出动，在城内的大街小巷布满岗哨，分兵包围了总工会（今人民中路高山街口）、县农民协会（今常德市中心街）、国民党常德市党部、县党部（今常德市第四中学旁）、省立二初中（今常德市第一中学）、湘西工农干部训练所（今公墓内）等所有的革命机关、团体和学校，实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24日的电报伐日韵目为“敬”，故常德的反革命政变史称“敬日事变” ①。

当反动军队包围总工会时，约40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员奋起抵抗，大都倒在血泊之中。总工会委员长颜南山，在纠察队员的掩护下越墙逃走，其父亲年近古稀，被敌人当场刺死。总工会教育部长滕代胜，在抗敌中身负重伤，落入敌手。敌兵冲入室内，把整个家具什物全部捣毁，将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

敌军围攻农民协会机关时，自卫队长吴承厚率领50多名武装自卫队员、英勇还击，直到弹药用尽，大都在搏斗中壮烈牺牲。吴承厚、杨天镛和最后几名活着的队员爬上屋顶，用砖头和瓦片同百余名军警继续奋战，直至身负重伤坠楼身亡。

包围省立第二初级中学的敌军，由警察局长朱兴曙带领，在校门前架起机枪，冲进校内搜查，先将校长胡佐武（共产党员、国民党常德市党部常务委员）、教务主任陈观祥、训育主任张仲芬等三人捕获，捆绑起来押往警察局，然后在操场把全校师生集中在一起。朱兴曙举起手对师生们说：“我们铲共，拥护国民党，你们赞成的就举手”。一些进步学生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不愿与之合污，置之不理，凶残的敌人将这些不举手的学生押到后操坪，用机枪扫射，鲜血染红了大片操场。当天深夜，反动军警又冲进学校抓人，教师们闻声起床，由一工友带路，从厕所后门逃出，在校外一个僻巷中站了一个通宵。敌人四处搜查，未捕着教师，便抓了几个学生，押到小西门校场坪杀害。这一天，常德城内所有党团组织、革命团体全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毁破坏。

在事变中，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进行疯狂、残忍的屠杀，许多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屠刀宁死不屈，表现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崇高气节。常德总工会教育部长滕代胜（麻阳人，滕代远兄长）受伤被捕后，警察局长朱兴曙审问他：“共产党头子躲在哪里？”他怒目而视，一言不发，且冷不防扑向案桌，抓起砚台就朝朱砸去。朱兴曙气急败坏地令手下对他施以种种酷刑，他咬着牙宁死不吭声。敌人无可奈何，最后用门板将滕代胜抬到太平巷杀害。省立二初中校长胡佐武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敌人将他拖到东门外沙河（今民族街）斩首。他被刀砍后气管未断，在万分痛苦之中双手掘地尺深，最后横眉怒对敌人而牺牲。

县商民协会委员长、共产党员贺凤章在事变后被捕入狱，受尽酷刑，遍体鳞伤，但他的革命意志始终坚定不移，最后被敌人以“暴徒首犯”罪名，杀害于常德城下南门，并被悬首城门数日。烟业工会负责人鄢亿成、袜业工会负责人胡梅初等也死于敌手，国民常常德县党部常务委员陈人金被敌人追杀于长沙，县农协9名执委中有4人被杀，12个区农协的正、副委员长有半数被杀。全县380名共产党员近半数牺牲于事变，被敌人杀害的进步学生数以百计。

这一天，许多无辜百姓也死伤于反动军队的疯狂屠杀之中。由于当时的机关团体工作人员都在胸前佩戴圆形证章，并且时兴穿中山装，所以，敌兵见到这种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杀害。大西门老鸦池（今人民西路老年病医院一带）街口正大洋油行一个姓蒋的少老板，平时爱玩，喜欢赶时髦，这天早晨穿着中山服出门闲逛，被敌兵一枪打死在自家的油行门面。下南门外大河街（今沅安路）开烟铺的鲁荣甫，这天正准备回家，见街上哨兵林立，检查行人，从一个人身上搜出一个证章来，就叫那人跪下，对着背后就是一枪，当场杀害。鲁荣甫见后，吓出一身冷汗，连忙把自己身上的证章甩到阴沟里，才免一死。

血腥的常德“敬日事变”，让革命骨干和进步人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常德方面，总工会执行委员仅委员长未杀及，不知逃往何方。县农协及各协会执行委员及农民被杀二百余人。事变时死伤革命民众六百多人。”刽子手们一天之内让全城大街小巷到处是鲜血、尸体和受伤者的呻吟。因为只要被怀疑是“赤色分子”，就会被敌人杀害，遇难者的尸体数日之内均无人敢收埋，几里之外都能闻到城内传出的血腥气……

反动派的疯狂捕杀迫使常德的许多共产党人逃离常德。中共常德地委书记廖如愿从地委所在地孙祖庙，避走西郊乡村，后潜回安化老家，秘密组建益阳特委。地委民运部长许和钧因是共产党的公开代表，难以再在本地立足，避走杭州、上海，而后跑到国外在新加坡侨居数年。地委工运部长颜南山越墙逃脱后，辗转回到安源。地委委员兼县农协委员长张俊从农协后门撤出后，行至兴街口被敌兵枪杀。唯地委组织部长张盛荣同妻子隐蔽在三板桥（多妓院之巷）一间破旧房子里，得以幸存，于当年8月秘密收编幸存党员，建立中共常德县委。县特别法庭审判长刘泽远是敌人捕杀的主要对象之一，从农协会后门逃出后，幸被一茶馆老板娘所救，后化装成进城卖菜的农民得以出城。省立二初中团员学生粟裕，在敌人包围该校后，从排污的下水道钻出，潜到东门外农村，搭乘小木船辗转逃到岳阳，爬上一列装煤的火车到武昌，参加了叶挺的国民革命军24师教导大队。

常德城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就这样被反革命“敬日事变”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常德城的党、团组织和各革命团体全都遭到严重破坏。

 

注①：1927年6月22日《向导报》；1980年10月《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记述》；1981年1月《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集》P196－201。

附人物简介：

粟裕（1907年8月10日—1984年2月5日）：侗族、湘西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人。1926年考入常德湖南省立二师，积极从事进步学生运动，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常德发生反革命“敬日事变”，大批革命师生遭屠杀，学校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包围，粟裕冒着生命危险，深夜从排污水的下水道钻出围墙，逃到常德东郊乡村，搭乘渔民小木船一路辗转到岳阳。在岳阳他偷偷爬上一列运煤火车，得以抵达当时革命中心武汉。随即加入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任教导队学员班长，从此投笔从戎，开始了他一生的战斗生涯。当年6月，转为中共党员，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后跟随朱德、陈毅艰难转战，1928年1月参加湘南暴动，4月上井冈山，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斗争，1930年任65师师长。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他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后率部挺进浙江，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浙南三年游击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1939年11月后，他与陈毅先后分别任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正副指挥，曾指挥了著名的“黄桥战役”。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后又兼任苏中军区司令员、政委和区党委书记，率部沉重地打击了日军。抗战胜利后，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2月和5月，他先后指挥了“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74师，击毙其中将师长张灵甫。此后，他又是著名的“淮海战役”主要指挥者之一。1949年1月，出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参与指挥渡江战役，解放南京、杭州。组织指挥淞沪战役，解放上海。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院党委第一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常委，中顾委常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第 三 编  

土地革命时期常德城党组织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1927年8月～1937年7月）

 

 

 

第 十二 章   

恢复建立党组织和领导反“清乡”斗争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用革命的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此，中国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常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革命时期里曾兴起党领导下的，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运动，长沙“马日事变”和常德“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分子在常德制造白色恐怖，大肆疯狂地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湖南新军阀扶持下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改组委员会，实行军事专政，勾结土豪劣绅和各种仇视工农革命运动的反动分子，在城乡进行清党、“清乡”，对共产党施行斩草除根式的镇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以“暴徒”、“异党分子”等种种罪名，在常德城乡逮捕和屠杀了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骨干。无数革命群众被通缉，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农村的地主豪绅纠集流氓地痞乘机向农协会员反攻倒算，不仅原来的土地减租变为加租，而且还给农协会员安上“暴徒”、“赤匪”的罪名，罚款罚粮挨整挨斗。对农协骨干更是先施以酷刑，然后杀害。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和罢工、抗租的成果一时间都化为乌有，人民群众在大革命中得到的各项政治权力丧失殆尽。早在1927年6月19日，国民党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刚上任就宣布“要搞清乡与清党并进”，同时调遣13路军队下乡“清剿”共产党，摧毁各级农协组织，并命令“各军于10日内务一律肃清具报”，“着熊师长震，于向桃源方面警戒外，并酌调军队担任常德、益阳、沅江、南县“清乡”之责”①。此后，反动当局采取步步紧逼，加派军队，增设机构等措施，不断扩大”清乡”规模。在常德城，除国民党县党部改组委员会专事清党与“清乡”外，还在沅江南北两岸分别设立前河、后河清党办事处，恢复团防大队等反动地方武装，扶持地主豪绅势力，参与反革命清党与“清乡”，妄图将常德的共产党人斩尽杀绝。1928年元月，程潜主持湘政后，继续秉承蒋、汪旨意，实行全省总 “清乡”，于4月27日成立了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5月中旬，常德城即成立常德县”清乡”委员会。县长钟忠（湘阴人）兼任该会委员长，邹宝山、李瑞采、胡炎奎、王及霖、李犹龙、唐鸿谟、戴芹轩、刘达、梁卓、张芷清等14人为委员。同时还成立主办团（防）务委员会，由钟忠、梁卓分别担任正、副主任②。

同时，国民党新军阀相互混战于常德，枪声不绝于耳，给常德人民带来接二连三的祸患。其中如叶琪、谭道源在常德之战，前后40多天，城内城外均受骚扰、破坏。郊区农民过年的鱼肉及其它食品什物被抢劫一空，城东一带商店全遭抢劫，其它各处商店也被迫歇业，无辜死于枪林弹雨中的工人达百余人。这些新军阀抓丁拉夫，掳掠抢劫，骚扰破坏，强派粮款，加捐加税，弄得工厂倒闭，商店歇业，农田荒芜，人心惶惶，导致城乡经济更加衰落，工人农民更加贫困。当时，军阀队伍为筹措军饷，搜肠刮肚地加重税捐，仅盐税一项，每包盐就附加军事捐8元，至使盐价猛增一倍，酿成盐荒。其它如房捐、电报捐、乞丐捐、人力车捐等，名目繁多，极为苛刻。更有甚者，他们陡发金库卷，先发后废，明火执仗地抢掠市民钱财，使得百姓苦不堪言。

新军阀对共产党人的残杀和对人民群众的祸害，更加激起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的愤怒。常德幸存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投入了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军阀统治的战斗。幸存的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秘密串联，恢复组织，武装暴动，自发地起来组织小型暗杀队，与土豪劣绅、反动军警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他们杀死土豪劣绅和刽子手，烧毁土豪劣绅的房屋财产，夺取反动团防的枪支弹药，很快形成赤色恐怖，使得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不敢出门“清乡”，纷纷潜往城内和外地躲避。城内的反动军警也诚惶诚恐，无论白天黑夜都处处戒严，户户检查，即使出城也是成群结队，唯恐遭到暗杀队的算计。

 

二、恢复建立党组织

 

组建中共常德县委　　1927年8月，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到常德城，原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张盛荣，开始秘密收编幸存的共产党员，另组中共常德县委。张盛荣首先秘密联系地下党员李芙、蒋才桢（蒋泽民）③、康序焕、陈敏（女）、王千祥等人，组成“收编行动小组”，然后分头去城内各处及四乡进行串连活动。共产党员李芙（1926年由临武县调来常德城，先后担任共青团常德团地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敬日事变”中化装逃脱敌手）人称“变色龙”。接受任务后，他灵巧应变，拜一个阉猪佬（也是地下党员）为师，学会了阉猪、阉鸡的手艺。师徒俩以此为掩护，在所负责的城区、沅江南岸的善卷村、斗姆湖、草坪一带，暗中了解情况，秘密收编同志。此时，从沅江南岸进入城区，虽然仅一江之隔，但上自裴家码头，下至苏家渡一带，沿江数十里的大小码头，均被国民党军警严密封锁，过河的人都必须经过严格检查、辩认，甚至搜身。李芙进城要同收编领导小组联系，经常要绕道数十里。他有时手捧《圣经》，胸佩十字架，装扮成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有时扮作“货郎担”，挑着针线小百货，能边走边吆喝出几十种商品，神出鬼没地往来于沅江两岸，为收编工作做出很大贡献。经过收编行动小组紧张的工作，常德县城乡共有党员80余人重新登记。

这年的8月中旬，被收编的这些党员分头秘密集中到常德城北门外的一个破庙正阳宫内，举行  

了秘密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常德县委员会（简称中共常德县委）。会议选举张盛荣为书记，委员有李芙（兼团的书记）、蒋才桢（组织）、孙家信（蒋才桢走后做组织工作）等④。县委联络点设在城内青阳阁东壁斋书纸刻字店（芝兰室）（今武陵区农村信用社右侧），该店工人刘铭（刘巨川）夫妇、肖传义为联络员。中共常德县委建立以后，原中共常德地委农运部长陈昌厚以及共产党员刘泽远、康序焕等人，再次下到农村，深入串联发动，恢复和组建了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县委根据城乡地下党员分布情况，按地域重新组成党支部，并重新改选支部的负责人。中共常德县委建立后，着手恢复和发展基层党组织和农协会，发动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清乡”。

恢复袜业工会等党、团支部　　1927年8月中共常德县委建立后，最初参加收编行动小组的年轻女共产党员陈敏，利用自己原是织袜工会和袜业党团支部负责人的有利条件，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在城内秘密串联原袜业工会的党团骨干，不久，即在袜业恢复建立了党、团支部，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常德城第一个恢复的行业党、团支部。袜业的党支部设在城内灵官庙20号，原常德工学联合会执行委员、织袜工人凤碧山任党支部书记。袜业团支部设在城内上南门罗德章织袜厂，织袜工人冯天作（后自首）任支部书记。此后，袜业的地下党活动和有组织的工人革命活动逐渐开展起来。到了当年11月中共湘西特委成立后，有更多的行业恢复了基层工会和党、团组织。

 

三、组织发动反“清乡”斗争

 

1927年， “敬日事变”发生后仅一个多月，原共青团常德团地委农运委员、共产党员康序焕，从长沙辗转回到常德后，秘密回到老家周士区，率农民暴动队处死了杀害区农协副委员长周国栋的劣绅黄禄生。8月初，原中共常德地委委员、县农协会委员长陈昌厚，潜往渐安区（今石板滩）组织农会骨干恢复农协组织，将不法豪绅李白儿处以死刑，并放火烧了渐安区公所，大大鼓舞了农协会员的斗志。

康序焕在发动周士区农民武装暴动后不久，与潜伏在城内的地下党员李芙，文恒益（原常德总工会副委员长）秘密取得联系，决定在常德城乡联合举行一次武装暴动，消灭反动军警，攻占常德城，以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盛夏7月的一天，近郊区岩桥寺村原党支部书记牟廷焕，率领二百多名手持大刀、长矛的青壮年农协会员，按预先约定的计划向常德城大西门发动进攻。但是，配合暴动的城内工人队伍却因准备工作不充分，临时受阻未能如约接应。同时，另一支计划攻打北门的数百人农民暴动队伍，在康序焕等人率领下，由周家店出发，因此前数日连降暴雨，途中被大水阻隔，也未能如约抵达常德城下。岩桥寺农民暴动队伍孤军作战不利，牟廷焕不幸受伤被俘。岩桥寺原妇女协会主任田丰立即赶回村里，组织发动了一百多名妇女，奔赴城门营救。守城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见她们来势凶猛，当即凶残地杀死了牟廷焕，并将其血淋淋的首级悬挂城头，以恫吓来营救的妇女。中共常德县委成立前夕，由地下党员自发组织的这次城乡配合攻城暴动，就这样失败了。

这一年9月，中共常德县委根据当时全国各地武装斗争的中心转入农村的情况，指示全县各地农村的地下党员和农运骨干发动“秋收暴动”，针锋相对地还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清乡”。不少党员学生、工运骨干和“敬日事变”后躲避到乡村的工人积极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农村的武装斗争。常德省立二中学生戴修文（共产党员），从常德城潜回家乡长茅岭后，按照县委指示，与徐炳初（工运骨干）、潘人达（农运骨干，后改名为潘振武）等地下党员，在当地领导了声势很大的农民暴动。

 

注①：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国现代革命资料丛书》（湖南省档案馆全宗15）P63。

    注②：湖南省博物馆存：1928年《湖南全省“清乡”总报告》，1928年7月16日《湖南“清乡”公报第三期》

注③：蒋泽民1928年初被党组织派回原籍麻阳，当年该县党组织遭严重破坏，蒋从此脱党，后在故乡从教、务农， 1971年病故。

    注④：孙家信1928年担任中共湘西特委委员，当年夏被捕后叛变。

 

第 十三 章

壮大党的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

 

一、组建中共湘西特委、常德市委

 

召开河洑山会议和组建中共湘西特委　　武汉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湖南的领导，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派到湖南工作。他们来到湖南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彭公达在改组省委时当选为书记。1927年9月，党组织发动的湘中暴动失败，军阀战争正在发展，形势紧迫。10月24日，中央派罗亦农和王一飞来湘，举行湖南省委紧急会议。会议再次改组省委，王一飞当选为书记。为了再次组织全省武装大暴动，加强省委对各地政治、军事和党务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设立湘南、湘西、湘西南三个党的特别委员会。中共湘西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湘西特委）设在常德城，指定彭公达任书记，立即前往组建。

10月下旬，原省委秘书长蔡以忱先行抵达常德，彭公达随后而到。他们在与常德县委书记张盛荣等同志取得联系后，经过短时间筹备，决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会议在常德城西门外河洑山古寺庙太和观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30多人。代表们夜聚昼散，历时几个通宵。在当时那种白色恐怖之下，为防止敌人破坏，在常德城大西门外往河洑山会址之间的河洑、岩桥寺、全美堤、高湾等地，沿路都布有暗哨，如发现可疑行迹，即以手电筒光传递情报。在河洑入山口还设有武装埋伏，防止敌人的冲击。会议由彭公达主持。他首先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改组中共常德县委、建立中共湘西特委的决定。会议通过酝酿讨论，选出特委成员，正式建立湘西特委。特委由7人组成，他们是：书记彭公达，组织委员蔡以忱（又名张仲平）、军事委员舒玉林（喻林）、宣传委员刘泽远（化名陈老易）、农运委员陈昌厚（化名陈大麻子或朱德云）、工运委员张盛荣、青运委员李芙（化名施随仁）。

1928年1月补选进委员朱明、陈协平。特委代号为“毕得成”。会议听取了彭公达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报告，代表们结合湘西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制定了特委工作大纲，确定了特委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特委认为，湘西农民革命的热情坚强激烈，只要坚决地执行党对农民的策略，在湘西就一定可以创造出一个很好的暴动局面，并通过武装暴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为此，特委要求扩大并发展游击战争的组织（常德、桃源、汉寿、澧县、临澧等县，在2个月内至少组织有武装的农民1万至3万以上），要做到每个乡农协有10支快枪、100门土炮、300把以上梭标，用游击战争的方法，造成农村的赤色恐怖，并在游击队的力量充足时，占据县城，杀土豪劣绅等反动派，烧毁土豪及地主的庄院，没收地主的财产，捣毁政府的税收机关并夺取其税款，破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各种交通机关，袭击团防局、驻军和夺取其枪支等等。为达到这一目标，特委督促各县派人到乡村去做农民运动工作，其中常德县需派100人，为各县中最多。特委还要求在两个月内迅速恢复和发展各级农协会组织，使湘西农协会员达到20万人以上，其中常德县农协会员要达到5万人，也是各县中最多的。除组织农民暴动以外，特委还认为湘西的手工业工人不少，是一个主要力量，应积极组织工人的经济斗争，并使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要积极发展各行业的秘密党小组和秘密工会，办好工人平民夜校及子弟学校，特别注意常德城码头工人的武装组织和训练。对于军运、匪运、妇运等方面的工作应该同样重视。要加紧对兵士的宣传，在敌军中建立兵士小组及兵士委员会，鼓动兵士杀长官及带枪逃跑，破坏敌人的军事组织。对地方会党要积极引导他们参加土地革命，对其中的革命分子要吸收加入农民协会。要宣传动员农工妇女参加农协和工会，参加暴动。对于组织和宣传工作，特委决定出版刊物，编印宣传纲要和传单，对党员进行训练和对群众进行宣传。决定在中共湖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湘西各县党员人数要达到：常德1500人，澧县1000人，汉寿、桃源、临澧各800人，华容、南县、石门各500人，慈利、沅江各300人，安乡100人，麻阳50人，其余如沅陵、芷江等县设法派人去收编发展。

常德河洑山太和观代表大会结束后，湘西特委随即召集了石门、桃源、临澧、澧县、慈利等县负责人会议。会议在常德县沅江中的一个小岛草鞋洲（今属桃源县）举行，学习了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传达了河洑山太和观代表会的精神，研究了各县整党组军和举行武装暴动的问题。会议仅开了一个通宵，与会人员于次日凌晨返回各县。

在常德城设立特委机关和联络点   为了保障特委的安全和党内联络工作的需要，湘西特委成立后即在常德城内设立若干秘密联络点，它们是：北门青阳阁东壁斋书纸刻字店（芝兰室）、鸡鹅巷黄福酒店、东门四铺街王宏发竹器店、西门育婴成衣店、北门玛瑙巷文福堂刻字店、南门经历司湾（今武陵区政府靠南宿舍一带）庆云楼茶社。以后又有娲氏巷（今东门外百胜巷）万商堂理发店（楼上开茶社）、娲氏巷

1号茶社等。此外，在城外设有两处，一处是常德县大龙站乡与双桥坪乡交界处的七姑山祖师庙，另一处是双桥坪与临澧县交界处的鳌山朱家祠堂。特委机关开始设在常德城西郊河洑山红坡寺与岩桥寺之间的翟光祥家，后迁至城内青阳阁东壁斋联络点，1928年7月这个联络点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后，特委机关又迁往汉寿、安乡等地。湘西特委成立后，当年11月在常德成立了共青团湘西特委，由中共湘西特委青运委员李芙担任书记，另有委员若干。团组织机关秘密联络点均设在常德城北门泮池街4号。但是，12月这个团组织因李芙的被捕牺牲而不存在了。在这些秘密联络点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施行残酷的《惩共办法》，规定“在清党后有被举发确为共党者一律处以极刑”。在联络点遭到几次破坏时，许多为湘西特委从事联络工作的党、团员在被捕后均遭杀害 ，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

成立中共常德市委和努力恢复行业工会党支部　　中共湘西特委成立前，中共常德县委就已着手在行业工人中发展组织的工作。湘西特委成立后继续开展这项工作，并更加注重建立工人武装的问题，在“敬日事变”中惨遭摧毁的行业工会和行业党组织，又隐蔽地恢复发展起来。1928年6月，湘西特委进行了第二次改组。改组后的湘西特委在常德城区另外成立了中共常德市委，指定湘西特委负责工运的常委罗钧为市委书记，委员有舒玉林、蔡以忱。

中共常德市委直辖党支部和党小组有：普兴工厂支部（书记顾懋玉、干事许钧熔，党员5人）、缝纫工人支部（书记罗运生、干事陈美泰，党员20余人）、烟纸业支部（负责人鄢髯子）、理发工人支部（负责人肖四壁）、五九工厂支部（负责人陈善）、码头工人支部（负责人不详，有党员20余人）、人力车支部（负责人不详，有党员20余人，分5个党小组，由许英、杨英组织）、厨饪支部（负责人不详）、袜业支部（初建时书记凤碧山）。此外，虽未成立党支部但与党有联系的有电灯、邮政、染织、轮驳等行业；准备与党组织发生联系的有店员、电话等行业的工人。郊区有党支部7个，党员330人。

湘西特委在这次改组成立常德市委的同时，还恢复了中共常德县委的单独组织（此前由特委兼县委）。1928年7月，湘西特委机关遭严重破坏，中共常德市委也随之而不复存在。由市委领导成立的，罗钧任主任，顾懋玉等人为委员的常德赤色职工运动委员会也停止了活动。

二、湘西特委在常德城领导的武装斗争

 

发动郊区年关暴动　　1928年1月初，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暴动给湖南省委的信》的精神，决定利用年关时节阶级矛盾尖锐和新军阀之间发生宁汉战争的时机，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新的进攻，即发动年关暴动，并向各地作出具体布置。湘西特委遵照中央指示和省委安排，根据湘西秋收暴动情况和当时形势，立即拟定了向山区谋发展，武装割据石门，巩固湘西暴动，建立游击战争中心的计划，同时指示各县举行年关暴动。

常德县的年关暴动早在省委正式下达指示之前就已经有行动了。1927年12月，湘西特委派遣康序焕、王千祥（原省立二中学生）等组织农民武装，拔掉了敌人设在崇河的“清党办事处”。

湘西特委传达了中央和省委关于举行年关暴动的指示后，192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十二日），湘西特委委员刘泽远率领常德西郊暴动队伍，一举杀掉了常德城近郊刘彩青、谢兴邦、龙吉福3个不法土豪劣绅。这3个土豪劣绅历来作恶，横行乡里，为群众所痛恨。尤其刘彩青是凌迟杀害常德近郊区农协委员长、共产党员肖洪贵的主谋，欠有血债，群众更是恨之入骨。这天夜里，刘泽远手执短枪，率领数十名年轻精干的农民自卫军“暗杀队”队员，个个身着青短服，背挎单刀，从西郊河洑山飞奔而下。他们乘着夜色，神不知鬼不觉地首先包围了西郊龙吉福的宅院，借查鸦片为名喊开了家门。队员们随之一涌而进，四处搜查，将躲在夹墙中的龙吉福揪出后，当场处死。此后，刘泽远率队离开龙宅，转赴谢家大院。谢兴邦正和一帮爪牙打牌，听到外面有叫门声，惊恐不安，慌忙躲进院内稻草堆中。队员们破门而入，四处搜寻，未见踪影。队员袁菊生去解小手，发现草堆里有轻微响动声，怀疑是谢躲在其中。大家将稻草堆掀开，果然见谢象一条狗一样蜷缩在里面，即将他一把揪出。谢兴邦瞧见四下站满持刀的农民，吓得浑身发抖，自知死期已到，跪在地下连忙磕头，央求饶命。“暗杀队”队长刘秀山愤怒地说道：“我不杀你，你就会杀我。”说罢，一刀结束了他。刘泽远把手一挥，队伍又神速地向常德城方向扑去。抵达城外刘彩青家院时，已是午夜二点了。这个院子虽然不大，但院墙又高又牢，不易攻破。队员们摸到后院门外，发现院内还有灯光，断定有人尚未入睡。于是，派两个人假借给“清乡队”送紧急通知为名，去前面大门大声叫门。刘彩青以为地下党的人绝不敢这样大声叫喊，就让家人开了门。队员们乘势冲进，直奔内宅。刘看见几个持刀农民站在面前，即施展诡计，对他们许以重金安家，并“保证”“清乡”队不捕杀他们。后来见刘泽远也走进室内，知道死期已到，顿时瘫倒在地上。刘泽远急令队员将这个人称“刘魔王”的大坏蛋，拖到屋前禾场上处决，为肖洪贵烈士讨还了血债。住在常德城附近的三个土豪劣绅，一夜之间就被暴动队同时处死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在常德城乡传了开来。远近群众对暴动队的行动称赞道：“大西门外出了天兵天将，专杀那些黑良心的人。”敌人方面则大为震惊，有些豪绅生怕自己的脑袋搬家，重新又躲进城里。城内的反动军警再也不敢单独行动，更不敢黑夜在四郊捕人了。

一个多月以后，暴动队伍在湘西特委委员陈昌厚（原县农协委员长、省立二师学生）的率领下，以县农协特派员、共产党员廖顺之在渐安区（今石板滩）被县“清乡队”短枪排排长刘雪堂杀害为导火线，首先将刘的家院团团围住，进屋搜查未见刘雪堂踪迹，便将其弟、”清乡”队队员刘海堂捉住后枪毙，且一把火烧掉了刘家。紧接着，暴动队伍在当地百余名农协会员支持下，连续冲击了几家土豪劣绅，在天亮之前先后处死刘和儿、吴驼子、唐轩儿等劣绅，把石板滩搞得天翻地覆。队伍随后转移到常德、桃源交界处的黄叶岗。数日之后，陈昌厚受湘西特委派遣去石门，5月参加领导发动了著名的石门“南乡起义”。起义取得初步胜利后，继袁任远之后担任新组建的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党代表。8月，率队转移到贺龙领导的湘鄂边根据地。1932年4月，在洪湖瓦庙集反“围剿”战斗中壮烈牺牲。

策划城区工人暴动　　1928年6月，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省大规模总“清乡”的疯狂行动，湘西特委在广泛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游击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在常德城内工人队伍中和敌军内部策动武装起义，以武力反抗敌人的屠杀。月内，主要负责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共常德市委也宣告成立，当时全城工人党员已发展到130余人。位于常德市中心高山街的普兴织布厂（今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右侧），此时已建立了单独的地下党支部。此前，地下党组织将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枪支弹药藏匿在该厂，计划在全市举行工人武装暴动。该厂支部书记顾懋玉和支部委员杨春初等，也已秘密串联好了二十几名工人积极分子，计划一同参加全城的工人武装暴动。但是起义计划不幸泄密，6月的一天，反动军队突然包围了这家工厂。计划参加暴动的该厂工人拿起武器仓促应战，奋勇反击，终因孤军奋战，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顾懋玉、杨春初等6人，被敌人极其残忍地砍杀于厂门前。

 

三、地下党组织和湘西特委联络点遭到严重破坏

 

团特委机关遭到破坏和李芙牺牲　　1927年11月下旬，湘西特委刚刚建立，就遭到敌人的疯狂搜捕。设在常德城内泮池街4号的共青团特委机关，被国民党密探找到后遭到破坏，收藏在机关的秘密文件全部被搜走。共青团特委书记、中共湘西特委委员李芙，被敌人围困后进行了英勇还击，在击伤几个敌特后被捕。同在机关工作的陈敏也被捕。入狱后，反动派对他们进行百般利诱、威逼，要他们交出地下党名单和党的文件，他们始终没有任何口供。在一次提审李芙时，李芙大骂敌人的头头，并把案桌踢翻，被敌人将右膀打断，以后又受尽酷刑，却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坚贞不渝的崇高气节。当年12月，敌人将李芙和陈敏五花大绑押赴小西门外泮池坪（又叫公共体育场，今常德市一中操场一带）枪杀。和他们同时被捕遇难的，还有曾领导过文甲区农民暴动，回城联络工作的戴修文、黄承便等地下党员。

共青团特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李芙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的牺牲，使得湘西特委某些同志产生悲观失望情绪，看不到革命前途，以至意志消沉，工作消极。鉴于此种情况，湘西特委于1928年1月实行改组，撤销蔡以忱、刘泽远两人的特委委员职务（后来于3月复职），增补朱明、陈协平和原常德县委组织委员孙家信等三名委员。

“常德六女士惨案”　　李芙被捕后，敌人在团特委机关地板下搜得一个小册子，上面记有若干地下党秘密联络员的名字，反动派随即在全城挨户搜查。当年12月，先后从育德女校逮捕了陈兆森（女、25岁、共产党员，时任育德女校职员、化名陈克毅）、刘璞（女、20余岁、共产党员、桃源县人、原省二女师学生，时任育德女校教员）、左雪源（女、15岁、常德县人、育德女校学联会组织委员），从东门刻字铺里逮捕了曾淑贞（女、14岁、共青团员、汉寿县人、省立二女师学生），从东郊皇经阁附近罗家祠堂逮捕了高寄生（男、共产党员），并分别在家中抓走了马厚诚（女、18岁、共青团员、常德县人、湘西艺术师范团支部委员）、周凤鸣（女、21岁、共青团员、常德城人，省立二师学生联合会委员）二人。

这六位革命女青年和高寄生被捕后，都被关押在国民党常德县县长公署监狱里。县长杨正华为邀功请赏，一面电告省党部“当场俘获共匪七人，证据确凿”，得到省党部“立即枪决”的指示，一面会同县党部头目唐大钧、彭泽源等亲自审讯，先是假意诱哄，后则动用酷刑。六位女同志始终坚贞不屈，只字未露，陈兆森还义正辞严地当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革命人民的种种罪行。六人中曾淑贞年纪最小，仅14岁。迫于舆论压力，敌人曾计划让其家中先出一、二百元钱保释出去，以便从长计议。但其父曾贯吾（浑名“铁脑壳”，汉寿县有名的大地主），对共产党极端仇视，竟公然宣称愿出300元钱，请当局从速处死自己的亲生女儿。

1928年1月的一天（农历春节前夕），寒风凛冽，天空阴沉。国民党反动派将六位女同志和高寄生五花大绑，背插标签，押往刑场。前面有吹号的开路，后面有骑马的刽子手押行，两边排着荷枪实弹的军警，将七人押到小西门外校场坪集体枪杀（其中仅左雪源中弹倒地后，因没打到要害而未死，由家人抬回后救活）。国民党反动派在常德城一次就同时枪杀6位革命女性，且其中有年仅14岁的少女也被公然处以极刑，实为古今中外罕见的野蛮行径。当时省内外多家报纸纷纷以《常德校场坪七女士事件》、《常德七女士惨案》（注：当时误传高寄生也是女共产党员，所以报导为七女士）和《枪杀少女，开亘古未有之先例》等为题，报导了国民党反动派这一血腥罪行。

湘西特委机关和联络点遭到严重破坏　　1928年3月，湘西特委书记彭公达被叛徒王达逼走，离开常德。4月，经湖南省委同意，特委公推舒玉林代理书记职务。此时，因临澧县委被破坏，书记刘汉之避往常德城，特委将常德县后河巡视员王千祥调往临澧任县委书记，任罗钧为常德县后河巡视员，刘汉之为特委委员。同时，特委还加强策反工作，派人秘密打入敌驻常部队第十四军，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争取国民党官兵倒戈。

国民党湖南省当局面对全省各地共产党组织日渐发展和武装暴动的烈火熊熊燃烧的情况，恐惧万分，于是不断扩大“清乡”规模，增加军队，加剧对革命运动的镇压。1928年4月27日，湖南“清乡”督办署成立，各地也建立起相应机构，在全省形成一个镇压革命的反革命网络，并增调大量军队，计划从6月到11月搞一次大规模总“清乡”，妄图一举扑灭革命烈火，杀绝共产党人。湘西被列为全省“清乡”第二区，指定第十四军独立第十九师和教导师负责“清剿”。在常德城设立清剿指挥部，陈嘉佑任指挥官。第二区清剿对象除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外，把太浮山根据地和常德县列为重点。由成光跃的第五师坐镇常德城，纠集所有的地方团防大队，限期清剿具报。同时，省“清乡”督办署对常德还派有清剿督察员，考察督促“清乡”事务的进行。敌人的这次“清乡”总清剿手段也极为毒辣，不仅全面清查户口，统一团防，还实行野蛮的“一家犯罪，九家连坐”政策。5月15日，常德县“清乡”委员会正式成立，县长钟忠兼委员长，委员有唐鸿谟、刘达、张芷清等14人。下设三个“清乡”队（每队兵士30人）和一个侦缉队。

敌人的这次总“清乡”使湘西特委机关和秘密联络点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常德城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人付出了极大的牺牲。6月，常德城工人武装暴动计划夭折，敌人在普兴织布厂大门口，当场残酷杀害顾懋玉等几个工人党员，以砍头恐吓共产党人。几天后该厂工人党员杨春初等也被敌人抓捕杀害。6月中旬，在特委及各县县委多次受到破坏的情况下，省委又派巡视员来常对湘西特委进行改组。确立3个常委：舒玉林、蔡以忱、罗钧，舒玉林任书记，委员还有苏振（苏春成）、陈昌厚、刘泽远、张铨。但就在特委改组后不久，6月底，中共桃源县委书记曾松林被捕后叛变，向敌人提供了许多常德城的秘密联络点和地下党组织机关情况。7月初，湘西特委机关通讯员陈桂生在常德城被捕。7月中旬，湘西特委在城内最大最重要的联络机关——青阳阁东壁斋书纸刻字店遭敌破坏，敌人查获湘西特委6月7日给省委的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底稿，逮捕并杀害了该机关工作人员陈觉①、刘春生、刘大嫂、肖鹤林、刘珊庭、黎茂兰、田家、杨家生等人。特委书记舒玉林、常委蔡以忱，也分别在长沙、澧县被捕遇害。东壁斋联络员刘大嫂，是一位无名英雄。为了工作的需要，她一直隐姓埋名，每天提个菜篮子，以买菜为掩护，为地下党传递情报，就连身边一起工作的同志也只知道喊她刘大嫂，以至于敌人在杀害她的布告上也只得用刘大嫂作为姓名。这位无名女共产党员装成一个普通的一字不识的家庭妇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党默默无闻工作，直至牺牲。

地下联络点的相继遭破坏，导致多方面的损失。这年7月，潜伏在敌第十四军中的地下党支部惨遭破坏，打入其八十四师的某营营长颜尚新及排长王龙章等也被捕遇害。当月，省委派共产党员陈秉乾来常德改组特委，因行踪为敌人侦知，也在常德城被捕，在常德城审讯后押往长沙牺牲。7月24日（农历6月18日），设在西郊红坡寺的中共常德县委机关被敌破坏，县委书记罗代周被捕后叛变，几乎供出了常德县所有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名单，并带着国民党军警搜捕共产党人。仅后河同德区就有9名地下党员同时被捕。敌人将他们押解到常德大西门后，残忍地砍下他们的头颅。

7月底，湘西特委领导的工农革命第四支队，在太浮山被敌人重兵围攻，伤亡惨重。党代表陈昌厚率余部投奔了贺龙红军部队。刘泽远被迫与王千祥等人潜往常德县与汉寿县交界处的兴隆镇河伯桥农村隐蔽，与当地的地下党员刘玉阶、周家官等暗中组织力量袭击团防大队，惩办土豪劣绅，但很快就被敌军打败，周家官等人牺牲。8月，刘泽远等潜往汉寿、南县，重新建立中共湘西特委，并担任书记。此后，常德和澧县等地党组织稍有恢复。但继罗代周之后又有原湘西特委常委罗钧叛变，并亲笔写了《湘西共产党组织及其阴谋计划》供词，使党组织损失巨大。12月，常德又有地下党员贺敬之叛变。1929年1月1日，因欧阳钧的叛变，刘泽远在汉寿大连障杨泗庙被捕押回常德。3月4日，与王千祥等共产党员被杀害于常德城泮池坪。

王悦贞刑场乳子　　1928年7月，常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大批革命者先后牺牲。其中，视死如归的女共产党员王悦贞，在就义之前刑场乳子的一幕，可谓是惊天地，动鬼神。

王悦贞1905年出生于常德城，祖籍湘阴，父亲早年来常德谋生，在东门外四铺街开了一家竹器店，以手工编织、加工竹篾器为生，从此就在常德定居（王悦贞参加革命后，这家竹器店成为湘西特委的地下联络站）。王悦贞小时就读于常德育德女校，成绩为全班之冠，16岁考入长沙稻田女师。时值中国共产党诞生，作为平民的女儿，她很快接受先进思想，成为进步学生中的一员。通过具体革命活动的锻炼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她逐渐形成了为劳苦大众谋解放而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入学第二年（1922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她在学生运动中大胆泼辣，热情能干，成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骨干。1924年，她从稻田女子学校毕业后，继续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

1925年6月，王悦贞作为常德旅省学友会回乡宣传团的领导人之一，回到故乡积极参加常德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斗争，协助团常德特支成立了京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常德分会。在全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运动后，王悦贞亲自参加由积极分子组成的行动小组，带头搜查、焚烧洋货，支持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和全市统一罢工、罢课、罢市等活动。一天夜里，王悦贞和行动小组的同志在街上巡逻，走到鸡鹅巷一带，发现逃匿在外的买办头头曾春轩正坐在人力车上偷偷向家中潜去，于是大声喝阻，准备捉拿。曾春轩不仅不停车，反而令车夫加速逃奔。王悦贞见追赶不及，从身上掏出捕猎用的土炸弹，狠狠地向人力车砸去。随着一声巨响，车子翻倒在地，曾春轩受伤，乘着硝烟连滚带爬地逃进附近府坪军阀驻军的旅部。这场反帝爱国斗争最后迫使许多在常的外商企业停办。常德声援“五卅”斗争结束后，王悦贞返回长沙，积极投身于支援北伐的工农革命运动。1926年8月北伐军占领湖南后，9月以易礼容、谢觉哉、黄公略等为首的省农民协会，派遣她和陈独新等到湘阴县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她先后担任县农协组织委员和县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代理主席（庭长）。1927年5月，亲自审判处决了当地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钟纯生。行刑之日，全县轰动，四乡农民都赶来看过去未曾见过的女法官审判。此后群众都尊称她为女县长。1928年反动军队在常德逮捕她后，竟也误以为她是县长。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全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王悦贞被迫转移到湖北，以教书为掩护隐蔽了几个月。这年年底，她和爱人翦去病（翦遂如，常德城人，共产党员、原省总工会秘书长），一同秘密潜回白色恐怖中的常德城，隐居在大西门万寿街（今人民西路）60号进步青年陈克难家中。之后，与常德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参加地下革命活动。

1928年夏，敌人发动残酷的总“清乡”，湘西特委遭受严重破坏。由于叛徒出卖，王悦贞夫妇在常德城被捕，关押进炮坪（今常德卫校）的牢房里。当时的常德县长钟忠（又名钟况灵）正是王悦贞在湘阴处死的土豪劣绅钟纯生的侄儿。他对王恨之入骨，却表面上假惺惺地用花言巧语哄诱王悦贞，见王悦贞根本不予理睬，又对其严刑拷打，但王悦贞始终坚贞不屈。1928年7月27日，王悦贞被敌全省“清乡”第二区指挥部判以死刑，“清乡”军队将其押往泮池街公共体育场执行死刑。临刑前，王悦贞悲愤而又镇定地从老母亲手中接过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在杀人刑场上铺开一条灰色的毛毯，坐了上去，给孩子喂最后一次奶。孩子怎会知道即将发生的惨剧？只知尽情地吸吮母亲的乳汁。四周的群众不忍看这母子刑场生离死别的凄惨场面，无不黯然泪下，个个心中充满对残无人道敌人的仇恨。孩子吃饱了，王悦贞深情地最后亲了他一下，递给了已经悲痛欲绝的老母亲。最后，她面对刽子手高喊道：‘开枪吧！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倒在你们面前！

王悦贞牺牲后第8天，她的丈夫翦去病也在同一刑场英勇就义。他们的儿子翦亚吾由王悦贞的母亲艰难抚养，约4岁时不幸病亡。1949年常德解放后，常德市人民政府在德山孤峰岭烈士陵园，为王悦贞、翦去病修建了夫妻烈土墓。他们的英雄事迹广为传颂，流传至今。

注①：陈觉，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奉调回国后，与滕代远、陈恭等一起领导农民武装斗争。1928年春节前后，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参与指挥两次农民攻打醴陵县城的战斗。随后被派往中共湘西特委工作。当年夏在常德城被捕，押往长沙，10月14日英勇就义。刑前致爱妻赵云霄遗书：“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新中国成立后，陈觉、赵云霄烈士的遗书公开出版，并编入中学语文教材，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教材。

附人物简介：

刘泽远（1907年3月10日～1929年3月4日）：字正兆，又名荷初，武陵区丹洲乡刘拱桥人。中共党员，先后担任过丹洲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国民党常德县党部执行委员（国共合作时期）、常德县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审判长、中共湘西特委宣传委员、特委书记。

刘泽远5岁时父亲病逝，母亲依靠数亩祖田抚养他成人。6岁时进外公杨汉义学馆读书。读书勤奋，学业进步快，人称“丹洲小秀才”。1920年春，考入常德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1923年考入长沙华中美术专科学校。在进步同学李庆南、周锡岭等人的帮助下，他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并积极参加省城学生不断掀起的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这年9月，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6年初，他毕业返乡。劝说母亲卖掉11亩田，将所得银元挨家挨户送给当地最贫困的农民手里。此后，他

在家乡积极从事教育和农运工作。在被族人推举为族校校长后，在四官庙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学革命道理。这年春天，西郊岩桥寺建立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后，他随即发动大家，秘密成立了四官庙农民协会，短时间内会员即发展到300多人。同时，还将当地80多名青年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乡村第一个女界联合会。这年5月，常德城里爆发反苛捐杂税的工人运动，他按照党组织部署积极配合响应，组织一百多名青年农协会员，一举捣毁设在西郊的4个税务所。

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刘泽远根据常德团地委指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协同陈人金等筹建国民党常德县党部，并当选为县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和妇女部长。当年9月下旬，经李庆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自已要求去偏僻的黄洲区山区做农运工作，对山区农民的贫困生活深感痛切。这年除夕赶回家中陪母亲过年，愤然挥笔写下一副“管什么过年过节，看如何救国救民”的春联，贴在自家大门两侧，以表心迹。在家中仅呆了一天，他就赶回黄洲区，使这里的农民运动很快开展起来。1927年初，他被任命为县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审判长。当年3月，在县农民自卫队支持下，坚决而成功地审判处决了全县最大的土豪劣绅杨仲达，促进了全县农民协会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这年5月24日，常德发生反革命“敬日事变”，刘泽远在常德城一个茶社老板娘掩护下，化装成菜农，机智地混出城外，得以幸免。随后同县农协委员长陈昌厚一起隐蔽在河洑山，组织农民暴动队伍，誓死向敌人讨还血债。11月，中共湘西特委在常德成立，刘泽远被任命为特委宣传委员。此后，他即投入到组织农民武装，夺取敌人枪支弹药的隐蔽斗争中。1928年1月，他被解除特委委员职务，然而他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执行省委开展年关暴动的指示。2月3日这天深夜，他率领二十多名精干的“暗杀队”队员，按事先计划，一夜之间就除掉了西郊三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其中的刘彩青就是将共产党员肖洪贵凌迟而死的元凶。3月，他又恢复了特委委员的职务。

1928年6月，在国民党重兵清剿之下，他不得不率农民武装撤到太浮山，加入到特委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7月下旬，第四支队也被敌军击溃，他突围后，与王千祥、戴先凡、欧阳钧等转移到常德、汉寿交界处的兴隆区河伯桥，力图组织农民武装，没有成功。8月，他到南县与原益阳特委、南华安特委负责人詹乐贫、崔汉章、徐少保等接上关系，将南县、华容、安乡、益阳、沅江、汉寿6县党组织合并，重建中共湘西特委，并担任书记。

1929年1月1日夜，由于欧阳钧被捕叛变，刘泽远在汉寿大连障辰卯号堤防公屋被捕。敌人将被刺伤的刘泽远用箩筐抬到汉寿，又转押到常德城。在敌人的利诱和刑讯面前，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当年3月4日，刘泽远等11名革命志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2岁。解放后，党和政府将烈士家乡武陵区丹洲乡四官庙村命名为泽远村，在他的墓前建立了纪念碑、纪念亭。

陈兆森（1903年11月3日——1928年1月），女，汉族，中共党员，桃源县陬市镇酒铺岗村人。家中靠父母亲务农织布为生，生活很艰难。她兄弟妹妹12个，但除陈兆森外，其余尽夭折。后其父收义子陈鹏，为兆森之弟。1910年，陈兆森开始在当地小学读书，一年后转读私塾3年，苦练字，善作文。后因家贫辍学在家劳动。1925年，因父母收养异姓义子，全家曾被族长陈宗泮等逼迁陬市镇。

1917年，陈兆森进桃源县城女子习艺所学习缝纫。每见邻近女校学生上课，心里怅然若有所失，故时常手拿针线活在其教室外偷偷听课，夜里则在小油灯下自学。女校语文数员李光融为其感动，帮助她进入该校高小班读书。兆森发奋学习，成绩优异。1922年9月，兆森未及高小毕业就考入桃源省立二女师。在该校革命教师张祺、革命学生张维、刘璞等人的亲切帮助和指引下，兆森很快就成为反帝、反封活动积极分子，并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在1925年6月全省声援“五卅”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兆森积极参加组织了桃源“雪耻会”，并被选为负责人之一，领导桃源人民举行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收缴日货，和全城统一的罢工、罢市、罢课等活动。在省二女师读书期间，兆森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6年6月，陈兆森和同学刘璞率省二女师代表队，出席了常德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响亮地喊出“打倒夫权”、“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口号。为与封建族权作斗争，这一年她首先鼓励父亲带领家人回到老家，然后发动平时受尽族长欺侮的陈姓贫苦农民35人，由她执笔，联名撰写“请愿书”上告，迫使族长陈宗泮逃到军阀部队隐匿，使四乡农民认识到穷人团结起来的力量。这年冬，陈兆森和刘璞被中共常德地委和湘区委选送到董必武等同志主办的武汉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接受培训。1927年1月，兆森还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了湖南省第一届全省妇女代表大会 ，参加起草了许多重要的会议文件。

1927年2月底前，陈兆森被抽调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集训。该校由恽代英主持，实际是共产党领导的。女生队成员基本是中共党员，队内设有秘密的党支部。兆森在这里不仅在军事上受到正规严格的训练，并且时而能聆听到党的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政治上日臻成熟。

1927年7月，汪精卫反共叛变，武汉政治局势急剧变化，女生队奉命提前结业，并且大部分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陈兆森被安排在贺龙的二十军军部，担任机要工作。起义失败后，兆森随同非武装人员队伍，辗转海口、香港，到上海。然后，乘船经南京、武汉、岳阳、沅江，秘密潜回常德、桃源。此后，在找到原省二女师教师张祺后，会同徐才益等地下党员，在桃源农村策动农民暴动，恢复农协组织。这年11月，中共湘西特委在常德秘密成立。陈兆森按照地下党组织安排，化名陈克毅，经在常德育德女校任教的老同学刘璞的介绍，进入该校当了管理员，暗中为地下党担负联络工作。但是，时隔不久，就因湘西特委委员李芙被捕，泮池街4号团特委机关遭破坏，敌人在得到一些机密文件资料后，全城大搜捕，从育德女校将陈兆森、刘璞等地下工作者逮捕。在常德城同时被捕的女地下工作者还有周凤鸣、曾淑贞、马厚诚、左雪源等。她们在狱中都经受了百般利诱和严刑拷打的考验。1928年1月春节前夕，陈兆森和其他五位女同志，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押往小西门外校场坪枪杀，英勇牺牲，时年仅25岁。解放后，陈兆森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91年9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为新落成的陈兆森烈士纪念亭题词。

 

 

第 十四 章  

 湖南省委在常德城遭破坏和红军在常德的活动

 

一、中共湖南省委在常德城遭破坏

 

1929年春，中共湖南省委在湘阴县建立了省委工作机关。当时的省委书记是宁迪卿（化名周荣华，后叛变投敌），省委主要成员有组织委员蒋长卿、青年委员王首道、宣传委员张学琅、救济委员袁足三（后调至四川省委）等。

1930年5月，因省委机关一通讯员出了问题，为防不测省委当即由湘阴迁到益阳县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剿杀共产党人，在城乡制造白色恐怖，没有可靠的铺保就租不到房子，也不敢租房子。省委机关迁往益阳，主要是因为省委委员张学琅的舅父在该处居住的关系。

这年7月，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下，红三军团发动对长沙的进攻，湖南省委委员们都潜至长沙附近的靖港等候进城。7月29日，红军攻破长沙，省委随之迁入，并指派王首道装成滕代远（两人身材都很魁梧）在群众大会上演讲。但是，在中、外敌军攻击下，红军在长沙只占了9天就被迫撤离，省委成员也只得仓促撤出。

当年8月28日，中共中央通知湖南省委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大约11月时，宁迪卿赴武汉请示汇报工作，身上还携带有一张一千二百元的期票（地下党组织活动经费），准备去鹦鹉洲的汉阳木行取兑。宁迪卿抵汉后住在省委驻汉口的通讯处（中山路荣记百货商店）。当天还遇见了由靖港脱险来汉的省委委员张学琅，并且相约了返湘时间。因此时长江局交通主任叛变投敌，第二天早晨，宁迪卿和通讯处两名交通员同时被捕。敌人从宁身上搜得期票后，即派便衣特务去汉阳木行将现金提走。木行的人情知有变，将此事告知益阳方面，加之张学琅返回益阳后也证实了宁迪卿被捕事，代理省委书记蒋长卿当即组织布置应变措施。一是迅速告知中央，中央也决定将湖南省委与河南省委领导成员对调；二是切断所有宁迪卿知道的通讯处；三是省委机关立即迁驻常德城。去常德城的一个重要落脚点是省委机要员唐继宗姑表兄毛彩久家。

而宁迪卿在被捕后不久就叛变了，并且死心塌地地充当了敌人的鹰犬。

1930年底，中共湖南省委机关一行十二三人分期分批由益阳向常德城转移。他们按照事先布署，基本是两人一组，或乘车或步行。

王首道、刘革非提着箱子做一组，唐继宗（女）、周嫂（宁迪卿妻子，不是中共党员）两人为一组，同坐一辆开往常德的长途客车，彼此装做互不相识。途中，王首道发现车上一个戴金丝眼镜，佩有“国民党长沙市党部”证章的家伙盯上了他，所以半路乘司机喊旅客下车吃饭的机会，和刘革非丢下皮箱而去。客车重新开动后，那个家伙果然惋惜的对旁边的人说：刚才没上车的有一个就是滕代远，抓住他有2000元奖赏。唐继宗等在车上听了暗暗为王首道他们庆幸。

省委人员陆续抵常后，先到“中华旅馆”找一个茶房（地下党员，估计是省委单线联系的）接头。唐继宗则去找到在常德城开成衣铺的表哥毛彩久。蒋长卿因为在省内熟人多，是从小路步行走到常德城来的。抵常后由唐继宗去“中华旅馆”接头，以后他们冒称有钱的商人，通过毛彩久作保租了房子。王首道等人也分别租了房子在常德城住下。那位周嫂本是家庭妇女，现在她丈夫宁迪卿又被捕了，不久，省委就安排她回湘潭原籍了。

当时随同省委机关迁至常德城的人员有：代理省委书记蒋长卿（原名蒋卓、长沙县五美乡人，曾当小学教员）、青年委员王首道（湖南浏阳县人）、刘革非（南县人）、唐继宗（省委管经费和文件的机要员、蒋长卿妻子、长沙县五美乡人）、张子意、郭立山（郭亮侄儿）、石青、易国华、李××（通讯员，桃江县人）、李××妻子，李桃仙（李××妹妹，并不是省委正式工作人员，当时仅十六岁），还有一个寄养在唐继宗身边的孩子，约十一、二岁，是益阳那边一个牺牲了的游击队员的子女。留在益阳的主要有张学琅、钟俊夫妇。

1931年春节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长沙《国民日报》上登载了共党要犯周荣华（即宁迪卿）买通看守越狱潜逃的消息。省委的同志们在常德读到这条消息后都信以为真，十分高兴。代理省委书记蒋长卿也由于年轻，缺乏经验，竟立即通知留守益阳的张学琅：如果宁迪卿逃到益阳，立即护送来常。与此同时，省委还派郭立山去益阳打探宁的下落。

2月中旬，实际上已经叛变投敌的原省委书记宁迪卿，按照事先和军阀何健的预谋，潜至益阳找到张学琅（这时已有一个特务黄强恂跟随宁充作帮凶）。张很高兴，即按省委指示和郭立山一同护送宁迪卿到了常德城。在益阳时宁迪卿谎称曾经答应给那个一起逃跑的看守八百元钱酬金，骗走了张学琅身上所有的活动经费四百余元。

张送宁迪卿到常德后，因工作紧张，第二天就返回益阳了。宁在常德城又按照报纸上事先编造的谎言向省委汇报，说他关在长沙敌第四军监狱时，碰巧有个守兵是安源煤矿的同学和老乡，所以买通了他，在春节前假称理发一同越狱逃出，这样骗得了省委同志们的信任。几天后，省委即派王首道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去了。过年时，唐继宗去打牌，这时与他们住在一起的宁迪卿也去了。在牌桌上，唐发现宁一次就拿出一张一百元的花旗银行钞票，并谎称是在狱中藏在肛门中带出的，心中犯疑。当晚，唐将此事和宁迪卿在前两天曾单独外出的情况告知蒋长卿，蒋虽然也很怀疑，但是并未采取果断措施。

正月初九（阳历二月二十五日），省委全体人员在王首道住处开会布置去河南事，并决定第二天仍在此集中开会，发放文件和经费。

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晚饭后，蒋长卿提着小包和宁迪卿一起去王首道住处开会。刚出大门宁就假装拉肚子要解大便，蒋就先走一步去了。宁迪卿转回后，又撒谎说厕所有人，要在唐的马桶上解手，实际上是故意让唐知道他没有和蒋同时去开会。宁解完大便出门后，不一会儿就假装慌张的样子跑回来，说是情况紧急，开会地点已被四面包围，让唐继宗马上给他一千元钱先跑，唐给了他约七、八百元钱后，他就溜走了。不一会儿一群端着刺刀的国民党兵闯进唐的住房，逼索经费，到处搜查，然后抓走了唐继宗，并将她的衣、被等物一齐捆去以搜索经费。于此同时，省委机关蒋长卿等人也一同被捕。仅有已去上海的王首道、去南县的张子意、去华容的刘革非幸免。

第二天，敌人即用黑布蒙住蒋长卿、郭立山押送长沙（用黑布是怕途中游击队抢人）。蒋长卿在敌人严刑拷问下，手都吊断了仍坚贞不屈，3月，被惨杀于长沙浏阳门外，并且连尸体都不准收。

其余关押在常德城的人由常德县长唐佑越亲自审讯，年轻姑娘李桃仙在堂上痛骂敌人，正气浩然，竟被判死刑，与易国华等一同被枪杀于常德城。唐继宗被判处三年零十个月徒刑（因有亲戚花钱打通关节），房东李涂氏也因窝藏“共匪”罪判处一年半徒刑。

事后，宁迪卿又带特务去上海，妄图破坏中共中央机关，未能得逞。解放后，首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找到了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无耻叛徒，交由人民政府处之以极刑。

 

二、红军二、六军团攻打、骚扰常德城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除陕北外，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退出原来的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1934年8月，红军第六军团先于中央红军，从湘赣根据地出发，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当年10月24日到达黔东印江县与红军第三军会合。会合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与六军团合并为红二、六军团，并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28日两军团即由湘黔边境处的腰界出发，向湘西发动攻势。11月7日攻占永顺，揭开战役序幕。11月16日，二、六军团在永顺城北十万坪设伏，给湘西军阀陈渠珍部以歼灭性打击，此后，两军团除重点进占永顺外，又攻占桑植、大庸（今张家界市永定区）。

此时，中央军委来电告知中央红军已过潇水，正向湘桂交界处的全州急行军而来，要求二、六军团继续迅速深入湘西、湘中，以相策应。并具体指示：红二军团的一部会同红六军团的干部，留在永顺、大庸一带建立并巩固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主力及红六军团全部向沅水流域的交通命脉所在地发动攻势。12月7日，红二、六军团沿沅江东下，乘虚向常德、桃源城区进攻。此时湘军回师不及，蒋介石急调鄂军罗启疆独立三十四旅从湖北黄陂乘船赶到常德、桃源一带防守。罗启疆自认为他的官兵都是家乡子弟，极为可靠，且弹药充足，装备优良，狂妄地宣称要在常德城外与红军决战。罗将该旅701团布防桃源县城北面的浯溪河；702团布防常德城附近陬市和河洑；700团布防桃源县城，居中策应；旅部直属队和保安队驻常德城，企图确保常、桃两城不失，以阻止红军二、六军团进军湘中，威逼长沙。

红军得知罗部布防立足未稳，决定抢先消灭浯溪河、陬市之敌。17日凌晨，红军主力分两路向浯溪河之敌发动进攻，经3小时战斗，将敌大部分歼灭。

红军随即分兵，一路进攻陬市、河洑；一路直奔桃源县城。河洑守敌见红军来势凶猛，慌忙退回阵地。红六军团51团向河洑东侧高地敌军702团实施迂回攻击。战斗两小时，击溃了702团。由常德城赶来督战的罗启疆见陬市、河洑防线被红军摧毁，吓得丢了汽车，扯掉中将军衔领章，混在溃兵中逃往常德城。红军派一连兵力紧追不舍，直追到常德城西郊大西门外乌龙港。同一天，红军进攻桃源县城，击败敌守城700团一个营，占领了县城。

罗启疆狼狈逃回常德城，惊魂未定，恼羞成怒，一面大骂常德警备司令刘远乾混蛋，竟不知红军动向，使他遭到惨败；一面急电何键，请求迅速派兵增援。18日，红军兵临城下，多次发起冲锋，佯装攻城。罗启疆率残部紧闭城门，龟缩城内，不敢出战。

何键得知桃源被红军占领，深恐红军再一举攻下常德城，南渡沅水，进取益阳、安化威逼长沙，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说：罗启疆部已经被截断，两个团长负了伤，而共军连日围攻常德城，罗部难以固守，请求飞兵救援。又向湖北省主席、湘鄂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乞援，请他派兵由澧县向临澧、常德交界处开进，何键急调远在湘南阻挡中央红军的李觉第十九师、章亮基第十六师、陶广第六十二师兼程北进。首先抵达长沙的两个师和省会警备部队，日夜兼程驰援常德城守敌。徐源泉也害怕红军在占据常德后向湖北发展，威胁长江交通，被迫改变其主力入川作战的行动，将所部第四十八师、三十四师、五十八师等部，分别停驻在鄂西施南地区和湘西北津市、澧县一带，不敢妄动。蒋介石亦不得不从贵州调回堵截中央红军的4个师，以对付行将成大势的红军二、六军团。

红军围住常德城历时两天两夜，一度兵临常德城大西门。鉴于各方敌军已被我调动北援，12月9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指示红二、六军团重新向永顺西进，然后再向贵州边境行动，以便牵制在贵州铜仁之薛岳部队，以及在印江、思南的黔军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当时客观形势，红军于12月20日由常德、桃源主动撤至桃源漆河镇，接着兵分两路向永顺、大庸回师。至此，湘西攻势胜利结束。

湘西攻势，特别是其中对常德、桃源的进攻，有力地牵制了敌军对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的堵截，使得在湘江渡江战斗已伤亡过半的中央红军，在进入贵州的行动中大大减少了压力，减少了损失。

红二、六军团（也就是后来于1935年11月开始长征的第二方面军），在常德附近7天的军事活动中，积极广泛发动群众，向群众宣传了革命的主张，消除了群众对红军的种种误解。同时，红军所到之处，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用事实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使群众认识到红军不是什么“匪”，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真正的子弟兵。多年来，在常德的老百姓中还一直流传着贺龙率红军大败罗启疆于常德城大西门外乌龙港的动人故事。

 

 

第 四 编   

抗日战争时期常德城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 十五 章   

常德城民众自发的抗日救亡活动

 

一、“民先”组织在常德城的发展和常德学联会的成立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前，常德城内就涌现了一些爱国青年自发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5年下半年，省立常德中学（今常德市一中）在北平读大学的校友，经常将抗日救亡宣传品寄回母校，在学生中广为传播。此后，由该校进步学生牵头，联络本县的移芝、二职、沅澧、隽新、县中、卫生等学校的爱国进步学生，筹建了常德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省立常德中学学生侯超文任主席，金汉虚、李谊之任组织部长，余培忠、江仁杰任宣传部长。学联会成立后，经常派人出席各校的纪念周活动，介绍华北危急的形势，发表演讲，宣传抗日救亡。1935年12月20日，常德学联会发动全城各校学生数千人，齐聚城内泮池街公共体育场，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大会。会后，又经大西门游行到东门。该会还组织各校学生阅读《资本论》第一卷等革命书刊，组织翻译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1936年暑假期间，在北大读书的校友回母校省立常德中学介绍北平和全国抗日救亡形势，并发展该校学生余培忠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从此余培忠便用余守道的化名与北平的“民先”总部联系。这样，在上海、北平出版的进步书刊，如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等，都得以在常德发行传播。这年秋天，省立常德中学建立了“民先”小分队，有队员十几人，由余培忠任分队长，黄增颐任组织委员，江仁杰任宣传委员。他们组织读书会，阅读革命书刊；翻印从北平“民先”总部寄来的宣传品，在同学中秘密散发，互相传阅。他们还推举“民先”队员吴隆权任民众夜校教务主任，加强对市民群众的抗日宣传。它与北平总部的联系也一直保持到这年年底。

1937年夏，省立常德中学高中毕业班很多学生的军训课不及格，学校不发给文凭。同学们激于义愤，以“民先”小分队成员为主，在一天晚上痛打了一个军训教官。国民党军警随即包围学校，停课一周，对学生进行搜查、审问，终无结果。后来，教务主任在学生自修室里搜出一份“民先”成员名单，准备逮捕。“民先”小分队当即决定，让申济文、罗运桂、李明松、陈瘦石、余远清等人，持教师李记今（长沙一师与毛泽东同班同学）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先期到达长沙的李振军、姜逢盛等学生。

 

二、学生抗敌后援会的成立及其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仅十几天，省立常德中学的进步学生就发起组织了常德县学生抗敌后援会（简称学抗会），推选粟泽元为会长、殷廷禄负责组织、周艾从负责宣传。学抗会成立后，迅速发动和组织各校学生，到城内和附近郊区宣传抗日救亡，并投入慰问前线将士，查禁“仇货”等抗日活动。学抗会成立后的第二天，学生们连夜赶制了大幅的“平津战况示意图”，然后分几个小组在市区、德山、市郊七里桥等地，开展抗日宣传。他们把示意地图悬挂在人群集中的地方，先是放声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吸引工人、农民、小商贩、学生、老人、妇女纷纷涌来，然后轮流指着示意地图介绍芦沟桥、宛平、北平、天津等处的地理位置，介绍二十九军与日军作战情况，宣传抗战必胜，国际反法西斯力量都会支持我们，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许多人当场提出一些有关抗日的问题，学生们都一一解答。此后，学生们又扩大宣传，增加了宣读讲解报纸，教唱抗日歌曲等方式。但是，学抗会的爱国宣传活动却遭到了当时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熊刚毅的反对，宣布该 组织是非法的、背景不明的组织，要立即停止活动。学校开学后，则由县党部物色人员，另外成立了所谓合法的学抗会，每一所学校只有一、二个代表在那儿凑数，活动很少，也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停滞状况，直到1938年常德地下党组织恢复建立以后，才得到改变。

 

三、抗日救亡歌剧社的成立及其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10月，常德城东门外斗姆阁小学教师刘振之，邀集几位思想进步的教师，组织30多所小学的1000多名师生，在常德城里举行了空前未有的抗日救亡歌咏大游行。学生们用纯真悦耳、雄壮有力的童声，第一次唱出了《义勇军进行曲》、《枪口对外》、《大刀进行曲》和《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发出了不愿做奴隶人们的怒吼声，震撼了沉闷的古城，唤起了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抗日救亡斗志。1938年初常德地下党组织恢复后，刘振之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春天，刘振之即与王泽民、陈克难等小学教师发起组织了抗日救亡歌剧社（即“小教剧社”），在常德城乡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小型话剧。刘振之又以校友的身份，帮助常德中学学抗会排演了《三江好》、《后防》等抗日救亡话剧。这样，从中、小学的广大师生，到全城居民顿时活跃起来，常德城里的抗日气氛也越来越浓。这年7月，一致剧社来常后抗日救亡歌剧社并入该社。

 

四、抗敌工作团的成立和被迫解散

 

1937年10月，第一个被派到常德城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共产党员黄绍湘（女，常德县人，清华大学毕业，湖南妇孺教育院教务长），来到常德城后，住在回族进步女学生马文馨家中。马文馨擅长歌舞，又有抗日热情，黄绍湘经常带她一起去省立常德中学等学校，发动学生投入抗日。她们在爱国进步学生中建立了读书会；教学生们唱《黄水谣》、《洪波曲》等抗日歌曲；还带领学生们去城郊农村的田头边进行抗日文艺宣传。但是，这一年年底，国民党警察抄了马文馨的家，并威胁她不准收留共产党员。黄绍湘被迫离开了常德城。

1938年春节前后，黄绍湘再次秘密来到常德城，和从外省回常的戏剧工作者陈卓猷，城内进步青年周艾从、王泽民等，发起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抗敌工作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该团积极帮助救亡歌剧社赶排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4月的一天，抗敌工作团在全城青年中组织了一次盛大的、庆祝台儿庄大捷火炬大游行。这天夜里，爱国青年高举桐油火把，走在前面，后面是滚滚的人流。雄壮的口号声和歌声此起彼伏，响彻夜空，熊熊的火焰犹如一条火龙，照亮了全城，整个常德城沸腾起来，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但是，就在火炬游行后没几天，国民党常德县党部却强令取消了抗敌工作团。

 

五、工人群众抵制日货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常德城几乎所有的工人、店员都加入了各界联合抗敌后援会，在全城统一开展抵制“仇货”运动。8月3日，后援会发布了抵制“仇货”的三项规定：（一）对到埠“仇货”，箩业工会、船员工会、航商民船工会全体成员不得起卸装运；（二）国货由仇船装运者，从8月3日起工人一律不起卸装运；（三）各商店已进仇货限于8月7日前统一登记，由商会列表，“抗日后援会”检查，如有谎报，即将货物充公，并视同汉奸论处。对于上述规定，常德的工人、店员表示坚决支持，并立即付诸行动，立即执行，坚决不装卸、搬运一切日货，全城各商铺也从即日起一律不再经销日货。最后，日商在常德开办的戴生昌航运公司被迫于当月十二日关闭。

 

 

 

第 十六 章   

常德城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领导的救亡斗争

 

一、恢复建立党组织

恢复建立中共常德特支　　1938年元月，以高文华、任作民、郭光洲等组成的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当年7月改称中共湖南省委，简称省委）在长沙秘密建立。为了加强对常德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恢复建立常德的地下党组织，省工委于2月初即派秘书长帅孟奇到常德开展工作。

帅孟奇是大革命时期汉寿的地下党员，被捕后在南京的监狱关押多年，受尽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是一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此时虽然出狱不久，身体尚十分虚弱，但是仍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到常德、汉寿。帅孟奇到达常德城后，首先利用和贵立功（大革命时期地下党员）的爱人龚范群是老相识的关系（在大革命时期曾同在常德平民工厂做织布工人），住在常德城北长巷子1号（今常德市政府对面附近）贵立功家中。然后根据省工委书记高文华的嘱咐，与省工委在常德的地下联络员老胡（名字不详），共同将驻常德城的国民党通讯兵第一团教导营三连的少尉见习军官廖新夏介绍入党。廖新夏又在老胡的配合下，介绍了同一连队的通讯排长周文雄和省立常德中学学生向光源入党，并且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廖新夏、组织委员周文雄、宣传委员向光源。继而又根据在当时抗日救亡活动中的表现，批准贵立功重新入党，并串联了常德“敬日事变”后潜逃外地返回常德的中共党员许和钧，通过许和钧还找到了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刘少良。

1938年2月中旬，帅孟奇在长巷子1号附近的明月楼租用的一间房子里，秘密召开了中共常德特别支部（简称中共常德特支）成立会。支部书记许和钧、组织委员贵立功、宣传委员廖新夏。中共常德特支代号为“张德支”（或张太慈），负责领导常德全县的工作。联络点设在长巷子1号贵立功家中。

许和钧担任支部书记还不及20天时间，就自动将工作移交给贵立功，然后到沅陵国民党行署任公报股股长去了。当年4月，贵立功又通过许和钧的介绍到国民党永顺县政府建设科当了科员。许和钧、贵立功二人都自动脱党了。贵立功走后没几天，省工委书记高文华来到常德，通过联络员老胡找到正在常德中学读书的地下党员向光源，为了有利工作，便决定将向光源内定作县委书记使用，并将特支的领导工作交给了向光源，直到这年7月中共常德中心县委成立。

特支成立后，帅孟奇对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严重破坏的常德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清理、整顿，串联和吸收了一批老党员重新入党，在重新吸收贵立功、许和钧等人入党后，又吸收了苏春成（苏振）、尹长清、戴乾等人。紧接着特支领导成员分头活动，发展党员。帅孟奇带头个别进行接触，个别谈话，讲党的基本知识，什么是共产党员，入党后干什么，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党与群众的关系，党的组织发展，保密工作，发动群众抗日等。就这样，帅孟奇和特支成员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先后在工人、学生、店员、教师中发展了童冠群、黄文焕、袁茂柏、韩春圃、刘振之、吴盛辉（后改名陈辉）、殷廷禄、丁益吾、郑敏等约30余人加入党组织。随后特支在东郊潘家菜园办了十几天的党员训练班。帅孟奇亲自上党课，讲党的基本知识，党的性质、任务，并布置抗日救亡工作。

到1938年5月止，在帅孟奇和特支领导下，通过每个党员分头个别串联，隐蔽发展，常德地下党党员人数达到98名，其中农民占40%，知识分子占23%，工人占12%，其他工商业及自由职业者占25%，并建立了以下基层支部：

（1）伤兵服务队支部：书记廖新夏、组织委员周文雄、宣传委员向光源。

（2）工人支部：负责人李介文，党员有刘少良等。

（3）周士镇支部：书记童冠群。

（4）渡口支部：书记刘士宝，有党员十多人。

恢复建立中共常德县委　　鉴于常德已恢复了党组织，省工委对常德方面的工作更加重视。1938年4月，省工委书记高文华来到常德城，了解常德党组织的发展及活动，国民党顽固派迫害抗日进步势力等方面的情况。并就正式成立常德县委、常德中心县委的问题，征求了特支负责人的意见。还就如何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而有效开展党的抗日救亡活动等，作了具体部署安排。高文华回长沙后，省工委于当年7月，调派时任湘西凤凰县委书记的白荣华（即王铁铮、化名小白），到常德城组建了常德中心县委。书记白荣华、组织部长苏春成、宣传部长余克伦、妇女委员李英华（白荣华妻子）。常德中心县委负责领导常德、汉寿、桃源、临澧、澧县等5县的地下党工作。联络点设在常德城大河街四川金堂卷烟馆地下党员李厚生家，后移至东门外地下党员刘振之家，1938年11月迁至常德县踏水桥（今鼎城区镇德桥镇）广成庵，1939年2月复迁回常德城东门外刘振之家。常德中心县委成立后，迅速帮助所属五县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当年8月。中共常德县委随即成立，常德县委书记由白荣华兼任（后由李厚生专任）、组织部长李厚生（又名李介文）、宣传部长刘少良。县委领导7个党支部、1个党小组。城区的4个支部为：（1）常德中学支部，书记先后有郑敏、殷廷禄、李孝梅，下分三个党小组。（2）小学教员支部，书记刘振之。（3）一致抗敌流动宣传队（即一致剧社）支部，书记罗曼士。（4）常德工人支部，书记李厚生（兼）。1个党小组为生活书店党小组，负责人先后是孙洁人、胡之敬。在农村有踏水桥、猫儿山、周士镇等3个党支部。

 

二、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

 

组织救亡团体，开展多种形式的救亡活动　　在常德特支领导期间，全体党员按照党的政策，充分利用一切机会，通过多种形式积极隐蔽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首先是发动有志青年和社会进步势力，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在常德中学组织了适合一般青年特点的抗日青年同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常德县学生抗敌后援会等，在小学教师中筹建了救亡歌剧社。通过这些群众团体，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的政治主张，号召民众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其次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常德中学通过“民先”、学抗会等群众团体，发动进步学生，组织新文化学习班、读书会，学习党报党刊，办抗日墙报宣传抗战时局。地下党员刘振之以校友身份，到常德中学协助学抗会排演抗日话剧。地下党员童冠群，发动进步青年在周士镇农村办抗日墙报，演抗日话剧，积极宣传抗战到底，不打内战。地下党员向光源经常到大河街茶楼和鸡鹅巷一家饭馆里，宣读报纸，讲解时事，宣传抗日，很受工人群众和一般市民欢迎。他还和河南巩县迁往辰溪的兵工厂中转站（设常德大河街）的工人、地下党员韩春圃密切联系，准备一旦需要在太阳山（梁山）开展抗日游击战，就从中转站搞一批武器。党组织还通过从长沙来常开展民训工作的进步女青年陈振翟等，以民训队的名义，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举办了两期（共6、7个班）妇女训练班，有200多名妇女参加了学习。她们除了教妇女识字，还向她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他们唱抗日歌曲，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之后，她们又专门为妓女办了两期训练班，对妓女进行爱国教育，引导其深明民族大义。妓女们深受教育，深受感动，纷纷向民训队员倾诉内心痛苦，表示决不甘当亡国奴。

此外，伤兵服务队支部热情开展了慰问伤兵的工作。从1938年4月前后起，该支部成员在省民训队陈振翟等女青年配合下，以基督教青年会伤兵服务队的名义，经常到驻常德炮坪（今常德卫校一带）的第76后方医院，慰问那里的2000多名抗日伤员。教伤员们学唱“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等一类抗日歌曲；给伤员们读报纸，讲时事，批判“亡国论”，鼓励他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向伤员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八路军与国民党的抗日军队都是亲兄弟、一家人；和伤员们交朋友，谈家常、问寒问暖，代他们写家信；组织伤员们开展下棋、打扑克等文娱活动，有时还带领学生抗日宣传队来医院，为伤员们上演抗日文艺节目，举行联欢会。这一切都得到了全体伤员的欢迎，使他们有了好心情。数月之间，伤兵们很快一批一批地恢复了健康，斗志昂扬地重返抗日前线。

为前方将士募捐是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又一项抗日活动。1938年上半年，为抵御侵华日军施放毒气的兽行，朱德总司令通过《新华日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为八路军购买防毒面具的募捐号召。地下党员周文雄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立即在学生和士兵中开展了宣传，并带头将自己的存款约100多元全部拿了出来，加上募捐所得共计约300余元，以陆军通讯兵第一团第三连全体官兵的名义，及时汇至《新华日报》社转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通过这次募捐活动，在学生和士兵中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坚持抗日的影响。

地下党组织还通过发行抗日进步书刊进行抗日宣传。当时常德城里有“金城”、“新知”、“大上海”等书店的分店和自力书店，这4家书店的骨干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积极发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抗日救亡指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陕北民众动员》、《八路军行军记》等抗日书刊，以及新文化小册子。有时还在书店举办新文化学习班，组织时事座谈会，藉此宣传抗日救亡。因此，受到常德城乡和湘西各界群众的好评。但是，这一年5月，国民党县党部竟然以“贩卖违禁反动书报”的罪名，查封了这4家书店。此举引起群众公愤，许多青年学生纷纷投书报社表示抗议。地下党员周文雄也当即拍摄了查封的现场照片，连同自己撰写的文章寄到长沙的《抗战日报》等报社刊出，强烈反对国民党顽固派这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

中共常德特支伤兵服务队支部开展的这些抗日救亡的活动，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和不满。不久，国民党军队以调动为名，准备将周文雄等调到武汉后逮捕。地下党组织得知这一阴谋后，当即通知周文雄脱离军队，迅速转移。向光源也受到在常德中学当校长的伯父向玉楷的胁迫，只好经组织同意去西南联大读书。民训队陈振翟等人则奔赴延安，投身抗日。

发动工人群众投身抗日救亡　　常德城虽然工人很少，但是作为水陆码头，交通要道，码头运输工人很多。为了配合全民抗日斗争，党组织动员工人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

最初曾经成立了一个饭馆业合作社，由二十几个失业工人组织的，生意很好，根基也相当稳固。1938年初起，又先后成立“职业工会38个，工会会员1.5万余”。①其中，船工、石业、码头、缝纫、筵席业、人力车等工会中，都成立有党小组，共有30多个党员。“上列工会的监事、理事多系同志，……县总工会筹备处早成立，主持筹备处之五人，有三人为同志”。②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后，抗日救亡活动也就好开展了。如壮丁训练工作，虽然当时国民政府下令普遍进行，“但最初时，一般的工人都逃避，即使参加者都消极怠工，经过党在工会同志中许多解释和动员后，工人对壮丁训练的态度是相当改变了”，“为了改变对工人零星抽调，按地区训练，转到以厂为单位，工人集体训练，曾和资方协商，共同向政府请求，在益阳、常德的某几个工厂是这样实现了”。并且，“常德工人的壮丁训练队，现在是担任着常德市的警卫，如半夜的巡街道、把守要口与盘问行人等。这里的班长、队长，大部分为工人党员与工会中的积极分子，以其模范的行动与努力的学习所争取的。这些受训的工人，都有一例的制服与戈、矛、大刀或梭镖武装着”。③

一致剧社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7月，常德中心县委成立之初，湖南省工委即以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文抗会）的名义派遣一致抗敌流动宣传队（简称一致剧社），抵达常德城协助常德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中心县委和常德县委根据上级批示，本着宣传不刺激，活动不暴露，组织不威胁的原则，领导一致剧社，公开合法地开展了大量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一致剧社是一支以演话剧为主的专业抗日宣传文艺队伍，队长李施愚（李世仪）。剧社在长沙成立时，著名作家田汉、音乐家冼星海为该社分别谱写了社歌词、曲。歌词为：一致起来争自由，一致起来谋解放！我们虽不是携枪杀敌的战士，却有演剧的武器捍卫家邦。我们参加神圣的反侵略战，在电台、舞台、街头和广场。看侵略者已经战栗彷徨，我们面前显耀着胜利荣光。同志们快站住艺术的岗位，拿起武器瞄准敌人胸膛，一致起来谋解放！社内本身有一个党支部作为领导核心，支部书记罗曼士（归国华侨），党员有顾前、杭立、彭涵明（女）、陈新、蒋世安、吴昔芾（女）等。一致剧社来常后，常德党组织即安排本地的救亡歌剧社与其合并，另有本地的一些热血青年潘筠（女，后在该剧社加入党组织）、马文馨（女）、周萍、陈艺、陈伟、李志君、熊菊仙等积极报名加入，壮大了这支队伍的力量。一致剧社主本身并没有任何活动经费，全靠演话剧的门票收入维持。他们来常德城后，生活是很艰苦的。队员们全都睡在城西陈旧破陋的火星池庙的地铺上，吃的是一日两餐糙米饭加盐菜汤。夏天没有蚊帐，只能任凭蚊虫叮咬；冬天没有棉衣，只好在腰间扎一根绳子御寒。家住德山苏家渡的潘筠，加入该社时年仅14岁，家庭比较富裕。她除了主动将自己的金银首饰全部捐给剧社做伙食费，还动员母亲将家里的大米、棉衣拿出献给剧社。因为有党员同志为骨干，全体队员的抗日热情丝毫未受影响。他们一放下行李就奔上街头，开始抗日救亡宣传。队员们在街头演戏，唱抗日歌曲；在大街小巷绘壁画，写标语；还出了三天一期的“一致墙报”。他们利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给的、派遣作抗战宣传的军用护照，与常德地方当局正面接洽，争取到公开合法的搞宣传的身份。还充分利用在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在常德城）任科长的陈世勋（又名陈定），原是一致剧社发起人这种关系，以及陈世勋又与专员酆悌是连襟的关系，所以不仅得以公开开展宣传活动，而且经专员公署特许，取得了在城内光华电影院（今文化电影院）上演大型话剧的机会。通过紧张的排练，一致剧社于当年10月在光华电影院上演了大型抗战话剧《古城怒吼》。该剧用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高昂热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血腥兽行。观看的群众无不义愤填膺，情绪激昂。上演的第一天，国民党县党部内的顽固分子曾雇用一些流氓打手，阴谋破坏，但是见到专员酆悌全家和商会会长等头面人物都被请来看戏，只得作罢。由于演出的艺术水平高，又有专署出面发动各界买票，致使观众如潮，每天都是满座，原计划演出5天，后来延长到7天。该剧的演出更加唤起了常德民众的抗日热情。

一致剧社成功上演《古城怒吼》后不久，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共党员翦伯赞来常。常德党组织又以该社名义，在城内百街口苏皖小学（今步行街）举办了隆重的茶话会，热情接待。并请翦伯赞向常德各界群众作了题为《保卫大武汉，巩固大湖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公开演讲。此后，党组织还通过一致剧社，争取到国共合作时期曾在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宣传厅工作过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来常德，以剧社的名义为他举办了热情的欢迎茶会，并派专人陪同他去东门外沅江盐关，做日俘的反战工作。

这年11月，根据当时形势变化的需要，中心县委指示一致剧社分为前方、后方两个工作团。前方团随中心县委迁往常德县踏水桥农村，他们在当地为农民群众编印了《大家学》识字课本，《大家唱》抗日歌本，还出了《大家看》墙报，开办了农民文化补习夜校，在乡民大会上作抗日救亡演讲。后方工作团奉党组织指示去湘西山区开展抗日宣传，经长途跋涉抵达沅陵后，住牛棚，喝稀饭，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在偏远山区开展抗日宣传，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二年（1939年）年初，前方团随中心县委又迁回常德城后，在时有日机轰炸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在街道上刷写“誓死不当亡国奴”、“坚持抗战到底”等大幅标语。6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湖南制造了惨杀八路军的“平江惨案”，形势愈加严峻。遵照地下党指示，一致剧社前方、后方两工作团在常德会合后，于7月乘船撤离常德，前往桂林。

销售抗日书报和派员考入“动导处”　　中心县委成立之前，常德城4家经销抗日进步书刊的书店，都遭到国民党县党部查封。中心县委成立后，通过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又以武汉生活书店总店管理处的名义，在常德城高山街开办常德生活书店。这个书店于1938年10月10日正式开张营业，出售有关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以及《新华日报》等。该店有一个中共党小组，在中心县委和常德县委的先后领导和支持下，办得十分活跃，吸引了不少爱国热血青年，包括国民党驻军的许多青年官兵，都争先前往阅读和选购抗日进步书刊、报纸。生活书店一直坚持到1939年底才撤退。

1939年初中心县委从踏水桥迁回常德城后，正值常德民众动员指导处（简称“动导处”）招收工作人员。党组织虽然知道这个组织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公开出面限制进步团体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半特务性质的，但仍有意识地派一部分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打进去工作。经过考试，有刘振之、金昌敏等10名同志被录取。他们在打进去以后，巧妙隐蔽地做了许多对常德国民党当局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还通过做该处秘书吕尚志的工作，为地下党组织搜集了不少国民党军政情报。

省立常德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2月帅孟奇来常后，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表现积极的省立常德中学（今常德市一中）学生向光源、丁益吾（丁一吾）、吴盛辉（后改名陈辉）、殷廷禄、郑敏（郑白清）、李孝梅（向平）等20余人，先后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7月中共常德中心县委成立后，建立了中共常德中学学生支部，郑敏、殷廷禄、李孝梅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学生支部的建立为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学生党员成为进步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骨干力量。支部积极领导各种青年抗日群众组织，改变了常德县学生抗敌后援会完全受国民党县党部控制的状况，发挥了学生搞抗日活动的作用。学生党员积极在各中等学校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以贴标语、出墙报、搞演讲和唱歌、演戏等形式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发动学生们参加慰问抗日伤员，为八路军募捐和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等活动。

1938年，又有陈辉、曾治中、曾治民、管平、夏皋、管平、李谊之、金汉虚等一批学生毅然奔赴延安。加上先前去延安的“民先”队员，省立常德中学奔赴延安的共30余人。他们在抗日军政大学接受培训后，编入八路军上前线和日寇作战。陈辉后来担任河北涿县敌后武工队政委，作战机智勇敢，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利用战斗间隙写下了许多抗日诗篇。在《诗一首》中他正气浩然地写道：“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丈夫一死身，羞杀狗汉奸。”晋察冀边区通讯社称赞他“是一个十分勇敢的战士，善于拿笔，也善于用枪、用手榴弹。”1945年2月8日，陈辉在涿县韩村和日寇的激战中，壮烈牺牲。他牺牲后，著名诗人田间将他的遗作编成诗集《十月的歌》。

1938年8月，省政府教育厅决定将常德中学迁往湘西泸溪。党组织认为这将影响群众的抗日情绪，于是作出了反对逃跑、反对迁校的决定。常德中学党支部即组织“民先”队员，发动同乡会、读书会等组织，成立反迁校委员会，写反迁校标语，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座谈抗战时局和迁校的坏处，掀起了反迁校的学生运动。这次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提高了全校师生员工对抗日救亡的认识，也锻炼提高了常德中学地下党支部的战斗力。

1938年冬，在反迁校运动失败后，学校迁往湘西泸溪县西门外观音庵。师生们在泸溪的学习、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教室、宿舍全是简陋的茅草房，一到冬天，寒风长驱直入，令人难奈。床铺是用木板钉起来的上下通铺，百十来人挤在一起，每人所占不过两尺间距，一到夏天，闷热异常，臭虫成堆。晚自习是数人共用一盏微弱的小煤油灯，第二天早晨起来吐的痰都是黑的。每天吃的都是缺油少盐的萝卜丝和咸菜。所以，学生害病的很多，无法治疗，有的重病者竟自病死。学生党员和进步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方面鼓励大家刻苦学习，一方面通过学生自治会公开出面，组织学生到县城附近各处进行抗日救亡演讲，演街头剧，开歌咏会，张贴墙报和慰问抗日伤病员。1939年初，学校某教务主任在公民课中竟公开散布大汉奸周佛海的卖国理论，学生党员便通过沅陵的《抗战日报》揭露其反动面目，使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广泛阅读进步书刊，让当地群众更多接触革命思想，学生党员和进步青年自已凑钱，在泸溪县城办了一个战时书店，销售进步书刊，书店由李孝梅、宋仁杰等负责。常德中学于1941年改名省立四中，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由泸溪迁回常德城原址。

 

三、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会后又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大造反共舆论，强化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务活动，捕杀抗日进步人士，加紧反共摩擦。1939年2月，薛岳接任湖南省主席后，秉承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肆无忌惮地在全省范围内打击进步势力，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封闭各种进步团体和书店，寻隙制造摩擦，在全省制造反共惨案，因而使湖南的统一抗战救亡形势迅速逆转。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汪精卫集团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不久，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邵阳八路军通讯处召开。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批判了统战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错误，强调党的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提出了继续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壮大党的队伍，巩固地发展党的组织；继续举办党训班，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和保密教育，组织党员学习军事，掌握游击战争的知识 ，准备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派党员军事干部到地方民间抗日武装中工作，使其成为抗日同盟军。为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会议决定建立湘（潭）宁（乡）、常（德）益（阳）、邵阳、衡阳、南县5个中心县委，湘西工委与湘南特委仍归省委直接领导。

3月底，中共常益中心县委在益阳成立，帅孟奇任书记。原常德中心县委撤销。常德和原属常德中心县委领导的桃源、汉寿、临澧、澧县归常益中心县委领导。不久，李荣华等离常去湘西。

从1939年4月起，中共常德县委书记一职，未安排人员担任，8月虽然安排游宇担任书记，但是由于形势紧张，他始终未在常德城扎下根来，仅秘密往返于常德、益阳之间，所以这段时间县委实际由苏春成负责。在常益中心县委领导期间，常德城乡仍为7个党支部和一个党小组，有党员100余人。

193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国统区保存党员干部的指示》，要求国统区的中共党员干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7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也相应发出关于各地党组织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的指示。根据上述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分批撤退暴露了的党员干部去延安或参加新四军，对没有暴露的党员干部进行调整，以一定的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同时撤退党所领导的战时书报供应处（所）及各地宣传基站。据此，常益中心县委从1939年5月开始至1940年9月间，对所有党员干部分析排队，逐个作出安排，确定调离的时间和去向。组织撤退转移的党员干部中，赴延安的16人，调重庆的8人，调其它地方的61人。在常德的一致剧社就是这段时间撤往桂林的。在撤退转移干部的同时，对大多数党员采取了“就地隐蔽”的办法，切断横的联系，断绝与遭到破坏了的下级组织的关系，搬迁已暴露的领导机关，帮助不能撤退转移的党员在本地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实现党员干部的地方化、职业化。

党组织还根据当时秘密工作的要求，制定了隐蔽工作的“四不五要”原则。“四不”是：一、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二、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三、不必打听的党内情况不去打听；四、不发生横的联系。“五要”是：一、接头地点、开会场所要有专人负责；二、要有严格的暗号、标记；三、要有专人放风、放哨；四、要准备好疏散路线、地点；五、要有各种符合职业标志的服装、用具、用品等。

常德地下党组织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坚持开展隐蔽斗争。1939年4月下旬至6月，日军飞机连续轰炸常德城，造成很大损失。10月，国民党县党部却准备对在炮火下坚持销售抗日书刊的生活书店下毒手，该店党小组负责人孙洁人事先闻讯后，立即将书店人员全部转移，才免遭其难。这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反共特务头子沈醉，担任常德军警稽查处长，密布特务网络，加紧跟踪监视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1940年2月，沈醉传讯常德利文图书社负责人，国民党县党部则随即将该书社捣毁。与此同时，地下党员童冠群经组织同意后，打入国民党政权，先后担任常德县周士乡、新德乡乡长。他借职务之便，秘密发展党员，在周士支部的基础上建立周（士）渡（口）区委，并担任区委书记。此外，他还在附近农村组织了30余人的外围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团，自已担任团长。同时，组织进步青年在周士镇上办抗日墙报，演抗日话剧，宣传抗战到底，不打内战。他利用国民党提出的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派下的捐款要富户多出，穷户少出或不出；抽丁拉夫也多找地主、商人。他的这些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怀疑。

1940年8月，地下党员潘仁达被捕入狱，供出原常德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总工会理事长苏春成。9月苏春成被国民党逮捕后，经受不住考验而叛变。因他的招供，常德地下党员童冠群、刘振之、刘英、郑辉、娄文秀、张承忍等被国民党常德县党部秘密逮捕。之后，敌人极其残忍地将这6人与先行被捕的潘仁达秘密杀害后，装进麻袋，丢进常德县城大西门外乌龙港水中。

第二年春，已担任国民党常德县党部执委和中统常德县室主任的苏春成，继续搜捕、破坏了我地下党组织在黄土店等处的联络站，并诱拉原中共常德县委负责人李介文、刘少良等自首，至此，常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活动基本中止。

 

注①、②、③：引自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湖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中：“徐特立在过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一九三八年九月）”

附人物简介：帅孟奇（1897—1998），又名帅可瑾，女，汉寿县东乡（今坡头镇）陈家湾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央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帅孟奇家庭出身贫苦，6岁进私塾读书，后曾就读长沙周南女校，因家境贫寒而中断学业。之后到常德女子习艺所学习织布，在女子平民工厂当工人。1915年回乡织布种田。五四运动期间，在丈夫许之桢的影响下，接受了新思想，不久即到县里新办的女子小学任教，并与进步教师们一道，发起筹建了汉寿县女界联合会和民益女子职业学校。1926年6月经詹乐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元月任中共汉寿县委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经向警予等介绍，于1927年10月前往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夏回国后，先后任武汉长江局秘书，上海浦东、沪西区委和江苏省委妇女部长。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经受种种酷刑，以至左眼失明，但始终宁死不屈。1933年1月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南京。1937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她得知女儿被敌人毒死，母亲被逼疯，父亲被逼得离乡背井，在莫斯科的丈夫从报上看到她“牺牲”的消息，也已另组家庭。但她能正视人生的不幸，革命意志更加坚强。1937年底，她到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1938年1月，担任新成立的中共湖南省工委秘书长，随即被派到常德一带开展恢复重建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救亡斗争的工作。她当时出狱不久，身体尚很虚弱，但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很快打开局面，于2月中旬即成立了中共常德特支和汉寿特别支部，为当年7月成立常德中心县委打下基础。1939年2月，她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3月又担任新成立的常德中心县委书记。是年冬，作为湖南省的党代表赴延安，于1945年，她出席了中共七大，会后任中央妇委秘书长，从此留在延安，一直在中央工作。

在延安，帅孟奇先后担任中央农委政治秘书兼总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委委员和甄别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妇委秘书长等职务。1949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组织部长。同年7月，调中组部，先后担任干部处副处长、外交外贸处处长。1956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并升任中组部副部长。“文革”中遭诬陷、迫害，被开除党籍，并先后关押北京、流放江西达十年之久。1977年12月，得以平反昭雪，回到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担任中纪委常委、政协常委、中组部顾问等要职，不顾八十高龄，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党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工作中。1981年，她主动向中央申请辞去领导职务，第二年9月，担任中顾委委员，直到1985年9月88岁高龄时离休。此后，虽双目失明，仍回故乡常德、汉寿几次，并为编写常德地方党史提供许多珍贵史料。1998年4月13日，帅孟奇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附    录：

 

日寇在常德城犯下的罪行和常德城保卫战

 

一、对常德城的野蛮轰炸

 

常德会战之前，早在1938年11月9日，日军飞机就第一次来常德，在石门桥机场及附近投下罪恶的炸弹，炸死中国民众10余人。

1939年4月下旬至6月，日军飞机连续对常德城居民及房屋进行野蛮轰炸。市民百姓整日惶惶奔逃于防空警报中，许多房屋被炸毁，轰炸过后，死者的断臂残肢悬挂于树枝、电线杆上，惨象目不忍睹。尤其是6月23日这天，日军飞机39架分6批，轮番轰炸常德，投下500多枚炸弹，城内民房多次起火，死伤无数。城北门外马木桥（今光荣路）一个土防空洞，被炸弹炸毁，洞内躲藏的几十个老弱妇幼全死于其中，悲惨至极。

1942年6月30日，日机9架再次轰炸常德城，投入炸弹百余枚，炸毁房屋达百余栋，市民死伤惨重。

1943年11月，日寇在围攻常德城的15天内，配合其炮兵，对常德城日夜狂轰滥炸，使常德城成为一片焦土，几乎没有了幸存的房屋。

 

二、在常德城实施细菌战

 

灭绝人性的日本法西斯，1941年在常德投下鼠疫细菌，造成600多无辜市民死亡，犯下又一滔天大罪。

1941年11月4日约清晨5点左右，天空还是灰蒙蒙的，一架日本飞机，由东往西飞临上空盘旋飞行，并投下大量带有鼠疫细菌的谷、麦、豆、高梁和烂棉絮块、破布条。这些东西坠落在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街，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和远郊石门桥、镇德桥一带，其中尤以关庙街落下最多。五、六天后，常德城里有大量染疫老鼠死去。第八天即有关庙街蔡铁匠之女蔡桃儿染病后36小时死亡。经红十字会犹太人队长、医师和广德医院医师共同解剖、化验，确认为败血性鼠疫致死。此后城区又有600余人死于鼠疫，只得在大西门外设临时火化炉予以火化。德山石门桥农村一带也先后有上百人死于此病。日寇及在常德犯下的这项罪行，给常德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恐惧。

 

三、常德城保卫战

 

1943年11月2日，日本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率十一军主力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第六十八师团和第十三军第一百一十六师团，以及分别从第五十八、第三十四、第十七、第六十五、第四十四师团调来的古贺支队、佐佐木支队、宫胁支队、炳田支队、户田支队，共35个步兵联队、5个独立支队和7个炮兵联队，配从以三飞行师团主力空军第四十四战队、独立第十七旅团毒瓦斯部队和汉奸熊创东“黄卫军”，共十几万兵力，分别从松滋、石首、公安、华容出动，向常德地区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首先在澧水一带沿公安、石门、澧县、津市、安乡、南县长达180公里的防线坚守阵地。至11月18日，虽经守军苦战，终因日军武器装备占优，公安、南县、安乡、津市、澧县、石门、临澧、慈利等处先后失守。

11月18日，日军第一百一十六师团主力及六十八师团、三师团、十三师团的部分兵力，共约三万余众，开始从四面向孤城常德发动围攻，艰苦卓绝的常德城保卫战揭开序幕。此时，守城的中国军队仅有陆军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包括军部直属炮兵团的部分兵力，总共不过八千余人，但是全师官兵在师长余程万率领下，虽面对四面被围、背水作战、无险可守的严峻形势，却抱定与城共存亡的决心，誓与数倍于己的日寇决一死战。战前，该师一面帮助全城市民于11月15日前已全部撤离市区，一面采取积极防御措施，日夜抢修工事。在常德民众热情支持下，首先在市中心兴街口钢筋水泥结构的中央银行地下室建立了师指挥部，然后向四周辐射，依次修建巷战、城墙、城郊、外围数层防御系统。

11月18日，保卫战首先在德山、河洑两处外围据点打响。但是，负责防守德山的第一百军六十三师188团（临时划归余程万指挥），在团长邓先锋率领下，未经批准就向黄土店方向逃跑，致使日军轻易占领。日后，增援常德的中国军队第10军、第58军又经两次血战，才分别于12月1日、8日两度收复德山，进军常德。防守河洑的五十七师171团阮志芳营则严阵以待，奋起还击，打退了日军一次一次的连续冲锋，与敌激战五天五夜，毙敌800余人，最后山上山下工事全被敌飞机、大炮炸毁，全营500多官兵全部英勇阵亡。

11月23日，数万日寇向常德近郊扑来，但是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惨重代价。进攻西郊的敌109联队长布上照大佐、岛村长平大队长均被我170团酆鸿均营击毙在沙港一带。这个联队在向北门方向转移时，沿途遭伏击，几公里的路程竟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足见守军坚守之勇猛。在东郊对皇木关、岩桥发起进攻的日军，同样遭到守军169团孟继冬营的顽强抵抗。孟营在城内炮火的有效支援下还主动出击，第一天就毙敌五百余，并俘虏日本军曹山本正一等，缴获机枪16挺、步枪140余支。后阵地被敌飞机、大炮炸毁，伤亡过半，被迫退守水巷口、四铺街一线，继续利用房屋、暗堡有效射击敌军。日军不断增兵，并出动飞机投掷烧夷弹、重磅炸弹，使这一带成为一片火海。孟营余部于烈火硝烟中仍拼死狙击敌军，坚持留守城内的百余名警察也自动组成担架队，扑入烟火之中冒死抢救伤员。直到27日下午，除仅存几个士兵退守城内，孟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日寇才得以抵达东门城下。在南郊，日军第三师团6联队联队长中畑，在25日视察阵地时，被中美联合空军击毙于沅江南岸河滩上。

坚守城墙一线的激战从26日下午日军攻打北门开始。守军在四面城墙以异常猛烈的火力射杀攻城的敌人。西门守军于27日打死乘夜攻城的敌120联队三大队大队长葛野旷，使“该大队所属中队军官，至此全部战死或负伤”。此后该处守军日夜勇猛坚守，使敌不能越雷池半步，直到12月3日全城已陷落时，日军仍未能在此通过。上南门、下南门守军，在岸边制高点水星楼上的机枪掩护下，于26日午夜将渡过沅江的敌一个中队，包括中队长武藤全歼于河岸。凌晨，敌军在增加一个炮兵联队后，再次从南岸发动强攻，虽得以上岸，但在河街一带寸步难行，只得使用催泪弹和放火烧屋，直到第二天才与头次在东门附近南昏上岸的日军取得联系，并炸毁了水星楼。守军在撤守城墙后，始终以猛烈的火力将敌军逼压在河街一线，直到最后。东门守军利用城外房屋全部毁于战火，形成了一个开阔地，敌人的进攻全部暴露于我火力之下，用手榴弹和猛烈的射击，让日寇在此丢下上千具尸体，直到29日上午，敌军在狂轰滥炸的炮火掩护下才攻破东门。26日、27日两天，日军多次对北门和小西门发动猛攻，均被我守军以倾泻的火力打退，城墙下护城河飘满浮尸，敌一百三十三联队一大队大队长胁屋及该部二中队中队长上法真男等也丧命于城下，使得日军自己也惊呼“死伤惨重”。五十七师官兵在城墙一线的英勇顽强作战，使日寇遭到出乎意料的沉重打击，狂妄的日军也不得不为之叹服，在当时的日军华中前线11月27日电讯中也不得不承认：“敌人之抵抗极为顽强，26日欲为阻止我军之夜袭，无片刻之休息，继续炮击。敌人依据数层铁丝网誓死抵抗，城壁到处有手榴弹掷下，高八尺之城壁构成一大要塞，我空军曾至空中猛烈轰炸，然城市之敌始终顽强抵抗。此次攻防战激烈之程度，不禁使人想起南京攻击时，‘重庆’军之战意，诚不可侮也。”11月28日夜，日军在四面同时发动攻城失败后，竟无视国际公法，丧心病狂地向城上守军施放窒息性毒气弹，然后得以爬上北门东侧一段土城墙，冲进城内。

五十七师当即组织部队在敌破城之处进行阻击，展开寸土寸血的巷战。在北门长巷子一带守军与敌展开拼死肉搏战，通宵杀声震天，血流成河。守军伤亡虽然严重，但也让进城的日寇千余人丢尸城内。29日晨，敌后续部队源源不断从北门涌进，守军此时已无力组织大规模反击，只得向市中心退去，并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继续阻击敌人。经过上十天的恶战，此时常德城的房屋也全部毁于战火，五十七师的爱国将士们也已疲惫不堪，但是在师长余程万的带领下，他们仍然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利用每一堵断壁，每一处残垣，步步为营，节节抵抗，继续大量杀伤日军。在12月2日的巷战中，打死敌第一百二十联队联队长和尔基隆、第一百零九联队代理联队长铃木。

12月2日，守军最后只剩下师指挥部和西门河边城墙笔架城之间一小块地方了，全师八千多爱国将士仅存约500人。在此生死关头，所有的医护、内勤、伙夫和还拿得起武器的伤病员，都投入了最后的战斗。就这样，又在师指挥部前又打退敌人的26次冲锋。酣战至黄昏，守军已所剩无几，且几乎弹尽粮绝。此时援军虽已到达德山，但双方已无法联系。面对此况，柴意新团长首先掩护余程万师长和副师长、参谋长等约百人，在笔架城城墙缒绳而下，乘小木船偷渡沅江，往黄土店方向突围出去。柴团长率余部与日寇奋战一夜，于12月3日凌晨全部为国捐躯。至此，常德城保卫战结束。

常德城保卫战历时十五天，五十七师八千多官兵几乎全部牺牲于阵地上。日军也伤亡惨重，约近万具日寇的尸体倒在常德城内城外。仅日方资料记载，就有4名联队长以上高级军官和5个大队长、4个中队长死于此役。五十七师爱国将士用鲜血和生命赢得的十五天时间，为各路援军争得了宝贵的战机，得以形成对常德城的反包围，迫使日寇在常德城只呆了不到7天，连尸体都未及烧完，就仓皇北逃，最后一下子跑到长江以北才惊魂初定

 

四、日军在常的暴行

 

日军是当时世界上最野蛮的军队，在常德会战中，他们在常德烧、杀、掳掠、奸淫，无恶不作，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烧。日军夜晚住宿燃着熊熊大火，彻夜不熄。其燃料则为门窗、床板、衣柜、农具等。临走时又故意将火烧大，使其延烧房屋，或将房屋点燃。夜晚行军则将道旁房屋、草垛等点燃以示威和照明。常德是个有十万以上人口的古城，战后幸存的房屋已不及千分之一，近郊周围方圆十里以内，乡镇皆成废墟，房屋幸存者稀少。

杀。日军在路上见到人便开枪射杀；被搜出来的人便向其腹戳一刺刀；捉到俘虏便让其当运夫，到达目的地后往往集体杀害，幸存者极少。日军在占领常德城后，将守军六十多名重伤员集中捆绑后，用手榴弹、机枪杀害，然后用柴草焚尸灭迹。常德县政府合作室主任秘书刘振中和指导员黄及汉率两名警察，奉命破坏飞机场，不幸与一百多民工被日寇俘获，囚于东门外盐关，日寇将撤离时，便叫出一个杀一个，后来倾倒汽油烧屋，除一人逃出外，其余全被活活烧死。

掳夺。日军往常德运送弹药的车船，返回时总是满载粮棉而归。另外，还从荆沙等地征用大批民船到常德一带装运抢掠来的粮棉。日军最喜欢毛呢、绸缎，不论疋头与成衣一律掳走。对男女青少年也大肆掳掠。日军还组织搜索队，专门抢夺牛、羊、猪等。

奸淫。日军奸淫妇女，往往不论老少、不拘场所，轮奸之后便将妇女杀害，禽兽不如。常德东门外天主教堂躲入难民三百多人，日寇发现后便集体屠杀于教堂院内。主教王德纯（西班牙人）因求情也被日寇砍伤左耳及右手。教堂内的修女也被日寇强奸。堂内设施财产被日军毁洗殆尽。永镇山小学两个女教员被日寇轮奸后绑于树上，用刺刀戳刺阴户，挣扎半小时后气绝身亡。日寇在常德某村将强奸一少妇，发现其身有疥疮，便令一难民躺伏地上，逼令少妇仰卧其上，再令常德县城大河一青年店员与其交媾，日寇则在一旁淫笑观看取乐。在黄市港河面，一麻阳籍船妇遭日寇强奸，船妇宁死不从，双手紧抱日寇头颈，扭滚入河，同归于尽。马道村一个14岁少女被日军强奸，其兄发现后极其愤怒，用扁担把日寇打死，将尸体埋于床下而逃走。第二天，其余日军四处搜查无着，便放火烧房屋。

这伙毫无人性的日本强盗，除此之外还干尽无耻的恶作剧。他们吃鸡将活鸡毛撕掉，割下鸡胸和鸡腿后，其余全扔掉。吃猪吃羊，也是活活地割其臀部之肉。他们每离开一地就在饭甑、菜锅、水缸内拉屎拉尿或浇粪。强盗们有时佯装把俘获的人放走，待其走到一定距离时便开枪射击，称为“打活靶”。有时将本是一家人的男女老少搭配，强令他们当众交媾，供其围观取乐。

下面是日军犯常时犯下的罪行数据：

杀死民众：25173人

杀伤民众：3860人

抢走民众：2700人（含被抓走儿童）

奸污妇女：3500人（含轮奸至死妇女）

　　烧毁房屋：31191栋

抢走粮食：385180担

屠杀耕牛：20878头

直接经济损失：75432776元

 

 

 

第　五　编

解放战争时期常德城党组织领导的迎接解放斗争

（1945年8月～1949年9月）

 

 

 

第 十七 章

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党组织的重建

 

一、解放前夕常德城的政治形势

 

抗日战争时期，常德城一直属国民党统治区，数次遭到日寇飞机轰炸和细菌战的毒害，在惨烈的常德城保卫战中，城市更是变为一片废墟。抗战胜利后，常德人民迫切希望重建家园，迫切希望建立一个民主政权。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不顾人民的死活，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坚持独裁，坚持内战。他们拼命发展反动党团和特务组织，镇压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的爱国民主活动。常德作为一个长期处于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城市，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面临的政治形势更是十分严酷。其主要特征是：

特务组织遍布城乡。这一时期，常德城里有以蔡筱庵为首的“中统”，以陈拨萃为首的“军统”和“交警”、“军警稽察处”、“宪兵团”、十七绥靖公署等有牌号的反动组织20多种，真可谓是特务林立，戒备森严。

除了在常德城设立“中统室”，特务组织还特别加强在总工会、报社和各中等以上学校的特务控制活动。在常德城的省立四中、十一职、白云、明义、县男中（今常德市二中）、县女中（今常德市七中）、春芳、渔父（今常德市五中）、移芝、中兴、畴范、翰文、县立初职等几乎所有中等以上公立、私立学校，都分别安插有中统特务（所谓通讯员）。这些特务 在学校 渔猎的主要目标是师生中的“共党嫌疑”和有进步民主倾向的青年。一旦嗅到气味，这些特务可直接与省里的中统特务头子联系。1948年夏，年轻的进步教师沈克家刚刚转来省立四中任教，立刻受到该校中统特务杨秀杰的严密监视。第二年春，沈克家刚加入地下党组织不久，特务组织即准备对他下毒手，被沈及时察觉，连夜逃往他乡隐匿，才幸免遇难。

制造白色恐怖，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47年3月，国民党常德县党部在各乡保、机关、学校、团休、行会设立所谓防奸小组，专门监视进步人士和防范共产党。1948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内战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反动派更是疯狂动用一切镇压工具，以做垂死挣扎。宋希濂、白崇禧等国民党头面人物曾先后来常德搞反共部署，大批国民党军队被压缩到湘西门户常德。同时，反动政权还拼命网罗湘西的政治土匪和其他反动分子，拼凑暂编师。并将最凶残的、曾经主谋参与火烧沅陵县城的大土匪汪援华暂编五师，部署在常德城。1948年5月，国民党在全城发放国民身份证，由县警察局在每周星期三、六全面检查，并规定每周向县党部汇报一次。7月，又成立“常德党政军联合邮电检查组”，并从当月29日起开始非法拆检私人信件、包裹，目标就是查共产党。1949年6月，常德城已面临解放，他们更是狗急跳墙，竟然在5天之内就拼凑了一个由县情报处、乡镇情报分队、保情报站、甲情报组，以及各中等学校、社会团体内设立的特种情况站等组成的、庞大的情报网，专门收集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妄图在最后时刻残害共产党人。国民党政权的这些镇压工具和特务组织，残酷地、不择手段地抓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使常德城成为白色恐怖世界。1946年6月，国民党常德县党部和中统、军统特务组织互相勾结，秘密绑架、暗杀了汉口《大刚报》驻常办事处涂天杰等6名地下党员，然后将尸首分装6个麻袋，晚上用消防车秘密运到沅江边沉入江中，企图消尸灭迹。后来，装尸的麻袋在东门外皇经阁体仁堂下的回水湾浮起，顿时轰动常德。《常德民报》社随即以“体仁堂发现死尸6具，请当局严惩凶手”为题进行了报道。几天后，适逢湖南省主席王东原来常视察，被害者家属披麻戴孝，在汽车渡口（今排云阁）拦车喊冤，人们才知道这6人是《大刚报》社的人。事后，王东原虽然装模做样地调查了一番，亦不了了之。而《常德民报》报社社长文杰却因无意中报道了此事，被解除了职务。1946年8月，常德中统特务头子蔡筱庵发现陈家嘴一带有共产党的活动，便亲自出马，秘密绑架了中共湘鄂边区特委书记徐少保、共产党员夏晨晖（徐少保之妻、又名夏梦蝶）和通迅员王老黑。押回常德城后，于9月22日夜将这3名地下党员勒死后，装进麻袋，系上石块，沉尸于东门外沅江江心。国民党反动派灭绝人性的疯狂镇压，使得地下党员难以安身。1946年4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派桃源籍人王其梅回湘西长期潜伏，王回到桃源后，因反动派防范甚严，难以安身，5月便离开了。

反共宣传甚嚣尘上。国民党当局为了施行封建独裁统治，控制舆论，蒙蔽广大群众，将《常德民报》、《新中日报》、《朗江晚报》等所有报社负责人一律换成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使这些报纸为他们的反共宣传服务。全面内战发生后，常德中统特务头子杨秀杰（县党部执行委员）不顾事实真相，大肆宣扬说“中共公然拒绝和谈”，并暗中操纵一些社会团体和文化单位，散布中国共产党危害和平的种种谣言，鼓吹要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共谋建国”。1948年7月，常德县党部书记长李峻秉承当时驻常德的第十七绥靖司令部的旨意，下令全县各中学，在暑假期间组织学生“还乡工作队”，为他们作欺骗群众的“绥靖”宣传。当年12月，县党部和三青团常德县分团部又强令城区所有中等以上学校，在校内外大搞颠倒黑白，丑化共产党、解放军的“壁报漫画”有奖竞赛，妄图转移视听，强奸民意。一时间，反共宣传气焰甚为嚣张。

反动党团火并，丑闻迭出。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统治区各地开始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德城的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就竞选代表一事发生火并，展开了白热化的争斗。国民党方面推出的候选人是李峻（县党部书记长）、谭肖崖、戴可远（女），三青团方面推出的候选人是张枬、胡善志、刘曼珠（女）。双方均在各个乡镇成立选举班子，控制选区，强令每个成员负责拉10张选票。正式投票的日子，双方都在各处设立自己的投票站，雇请打手，剑拔弩张，摇旗呐喊。尤为可笑的是，凡是过路的人，都被连哄带拉的拖进去投票，只要投了票就让你吃粉、吃面，有的人为了多吃几碗粉，竞连投几张票。一时间搞得全城乌烟瘴气。长庚镇镇队副巢绪为了替党方卖力，临时出了一张所谓《民声报》，大肆为党方吹嘘，巢本人还冒充记者，在市中心鸡鹅巷一带摇唇鼓舌，为党方拉票。

 

二、党组织和外围组织的建立

 

中共地下党员的扎根活动　　1947年8月，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派中共党员雷天一、方用和李小明（女）来常德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他们到常德城以后，以办《建设报》为掩护，雷天一任总编辑，方用任编辑主任。他们与打入国民党军湘北师管区（在常德城）的地下党员陈白清取得联系后，建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由雷天一负责。当年9月，省工委又先后派丁正、肖质强、郑玉（女）等3名地下党员来到常德，充实该支部的力量。他们到达常德城后，丁正被安排到《建设报》当编辑，肖质强也在这家报社当校对员，郑玉在黄泉小学教书。因为当时常德环境严酷，这些外地来常的地下党员，难以开展活动，也无法发展组织，只能艰难地保存自己，设法安下身来。几位地下党员的生活都十分困难。这样11月，省工委成员刘亚球夫妇来常德，同方用夫妇在大高山街泰康木器店后面的一间破旧的小民房里，仅有一张床，方用夫妇就只能在地板上开行铺，没有钱租大房子。4个月后，《建设报》因经费问题倒闭，他们失去了安身之处，生计都难以维持。雷天一又四处奔波活动，将方用先后安排到《迅雷报》任编辑和女子中学、光汉中学任教；将丁正先后安排到《商情日报》、《兴中日报》任编辑；将肖质强安排到《兴中日报》当拣字工人，使他们能在常德城继续坚持下去。1948年1月，省工委调雷天一去湘南，安排郑玉回长沙，常德城地下党工作交由方用负责。

建立中共常德支部　　1948年7月，原籍常德的地下党员吴均，由中共湖南省工委介绍从湘潭回到常德，与方用等接上头后，即介绍在中山大学读书时，与他一同参加过学生运动的进步青年吴士元入党，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局面才慢慢打开。吴士元当时在常德城小西门开了一家元福南货店，日常都有收入。而当时外地派来的党员不仅没有一点活动经费，连生计都成问题。吴士元加入党组织后，将商店的收入和变卖桃源老家田产所得金钱，不断在生活上周济同志们，并为地下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1948年9月，在吴士元家中（即元福商店后院）方用主持召开党员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常德支部。支部书记吴士元、组织委员陈白清、宣传委员丁正。联络点设在元福商店，吴士元夫妇收留在店里当店员的穷苦青年黄冬

生，成为地下党可靠的联络员。当时的联络方法是，外地来人，用“我是唐先生的亲戚”等暗号，先找黄冬生接上头；外地来信，则写“常德小西门元福商店黄春生收”（将黄冬生改为黄春生是党组织的决定）；有时采用寄旧书的方法，在书的空白处用米汤写上字，联络点收到后用碘酒涂上，字迹就显现出来。这些方法多次应用，未被敌察觉。在当时那种白色恐怖环境下，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工作人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工作人员需格外谨慎小心。有一天，当时还在国民党师管区军中任职的地下党员陈白清，第一次来元福商店联系时，虽然接头暗号都说对了，但是因为穿着国民党军官服，还是引起黄冬生的怀疑，不仅当时就回绝了他，而且赶紧去铺后的天井里磨快了一把柴刀，准备与这个可疑的人拼个你死我活。幸好此时吴士元回来了，他与陈白清是见过面的，这才避免了一场误会。

这年在学校放寒假之后，方用即辞去中学任课的职务，专事常德一带数县的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作，其活动经费和生活费用就主要靠吴士元供给。一次，方用要去长沙省工委开会，吴士元当即拿出40块银元充其费用。后来，吴又派黄冬生去老家卖掉了自家祖传的多亩良田，所得银元400多块，几乎都充作常德城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了。

成立回民青年读书会和学生读书会　　中共常德市支部成立后，领导建立了回民青年读书会和学生读书会等党的外围组织，为地下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48年，常德城东门外清真小学（今东升小学）的回族青年教师李光新、

黄仁荷（女）、定正清，以及和他们来往密切的失学回族知识青年翦万民等，因对国民党的独裁反动统治强烈不满，滋生了向往共产党、向往解放的进步思想，常常在一起发牢骚，骂当局，谈民主。同在该校任教的王泽民，年纪比他们稍大，抗战时期曾经满腔热忱地投入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并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制造反共摩擦中，因受家庭威逼，本人动摇而自首脱党。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坚持内战的政策，他的精神很空虚、苦闷，希望能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于是，他一方面想方设法寻找地下党组织；一方面主动与这些进步青年接近，和他们共同讨论当时内战时局，阅读进步书刊，学唱红色歌曲。

1949年春，王泽民终于与常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即根据组织的指示，领导李光新、黄仁荷、定正清、翦万民、尹明礼、李锡珍（女）等回族知识青年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回民青年读书会。按照上级指示，读书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回族群众中开展自保自救运动，以实际行动迎接常德城的解放。读书会成立后，每周集中学习讨论2至3次，其余时间分散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有：《观察》、《世界知识》、《时与义》等进步刊物，《大公报》上的进步文章，以及王泽民从地下党组织那里带来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泽东著作和李光新设法搞来的《苏联大使馆新闻类编》。此外，大家以范文澜的《中国哲学史通论》为重点，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和认真探索。这些学习讨论，使读书会的成员对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有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正确认识，为中共回民支部的建立和迅速开展迎解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读书会的骨干不久即通过王泽民向地下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48年暑假后，进步的年轻教员沈克家由临澧转来常德的省立四中（今常德市一中）教英语。他不仅自己经常设法购买一些进步书刊阅读，而且常在课堂上利用英语教学，宣传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宣传革命思想，介绍国内外形势。让学生们翻译“我们的官儿们的第一种才干是禁民为非，第二种才干是他们自己尽量为非”，“没有人能阻止解放军渡江，除非他们有本领使天不下雨”等一类的句子。不久，该校的盛柏林、周治辅、周治瑾（女）、徐楠清（女）、陈秀实、罗人杰、陈焕炎、雷恭政和十一职校的罗宗杰等进步学生，即主动向沈克家靠拢接近，经常去沈克家那儿秘密阅读学习革命书刊，听沈介绍解放战争战场的形势。沈克家当时订阅了一份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刊物《密勒氏评论报》。该刊虽然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但经常登载蒋介石军队在内战战场上不断打败仗，民心已归向共产党，蒋家王朝终究会垮台等内容，进步学生们可以从中了解不少内战战场的真实情况。此外，沈克家在小西门电报局花了5块光洋，在自己的干电池收音机上装了一个线圈后，就可以收听到延安的新华社电讯了。这样，进步学生又能经常在沈的房间里秘密收听共产党、解放军的消息了。因为学校的师生员工中就有国民党特务在活动，所以每次收听都要安排专人在四周观察动静。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进步学生对当时的国内形势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一年，这些进步学生骨干准备发动全校学生搞一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游行，因遭到当局和校方的蛮横阻挠而未成。年底，沈克家与常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团结在他周围的这些省立四中进步学生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学生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就是后来的学生支部的基础。

1949年初，沈克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就因险遭特务迫害而逃往临澧、石门，学生读书会一度与地下党组织失掉联系。5月，读书会即委派周治辅去长沙，通过复杂的关系，经一番努力，终于与地下党负责人方用取得了联系。

 

三、发展党组织

 

成立中共湘西工委和常德区工委　　1949年4月，中共湖南省工委又加派周艾从等地下党员来常德开展工作。周艾从以记者身份抵常后，迅速对常德城的建党培养对象进行了考察。这年4月底5月初，省工委在长沙韮菜园召开了重要会议，5月4日作出了《关于湖南地区工作的决定》，通称为“五四决定”。会议期间，省工委书记周里个别指示方用建立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并任书记。会后，方用回常即在城内设立工作机构和联络机关，并以湘西工委的名义紧接着在澧县、桃源等处，分别召开党的工作会议，传达省工委“五四决定”，布置迎接解放工作。

1949年6月，在桃源县九溪乡地下党员沙成章家召开的会议上，成立了中共常德区工委。书记周艾从，组织委员卢善庆、宣传委员夏治安。下辖回民支部、学生支部、机关支部。机关支部书记王星驰，有党员13人；回民支部书记李光新，有党员5人；学生支部书记周治辅，有党员5人。至常德解放时为止，中共常德区工委共有党员23名，他们是：机关支部的王星驰、周艾从、卢善庆、夏治安、黄冬生、李小明、沈克家、胡尘、江泉等13人；学生支部的周治辅、周治瑾、盛柏林、徐楠清、罗宗杰等5人；回民支部的李光新、黄仁荷、翦万民、定正清、王泽民等5人。

成立常德回民支部、学生支部和机关支部　　这3个党支部，早在中共常德支部成立时就开始酝酿筹建。回民支部和学生支部，分别建立在回民青年读书会和学生读书会的基础上。在当时极恶劣的环境下，共产党人是冒着生命危险建立起这些组织的。

中共常德支部成立后，于1949年初先后发展《新中日报》记者卢善庆、省立四中英语教员沈克家、元福商店店员黄冬生等3 名党员。同时，又暗中领导成立了回民青年读书会和省立四中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读书会。1949年4月，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派周艾从来常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周与方用接上关系后，凭藉他同《新中日报》副社长周绍项的私人关系，打入该报社担任了主笔。在常德城站稳脚跟后，随即投入大力发展组织的工作。

此时，内战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蒋家王朝已注定要失败，但是，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反动派却更加疯狂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搜捕和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主人士。在常德城，特务组织的活动也更加猖狂。这年4月的一天，沈克家正在教室里上课，一个特务在外面转来转去，准备要逮捕沈，被当时的校长苏清卓制止了。紧接着又有一个穿军服却没佩领章、帽花的陌生人，在门卫上冒充是“沈克家的同乡、同学”，要到沈克家的住处去拜访。门卫工人允诺后，那人却

只走到沈的住房外看了一眼就走了。门卫将此事告知沈克家

后，引起了沈的警惕，断定是特务事先找好他的住处，以便暗中下毒手，于是当即离开学校，躲到东门外一家酱园里睡觉。果然当天晚上全城戒严，捉拿共产党人。沈克家脱险离开常德城后，常德的特务组织还电告临澧等县，说是“共党分子沈克家带着一部电台逃走了，迅速协缉”。沈克家由此而隐蔽到石门山区，直到常德城解放后才返回。就在特务去省立四中查找沈克家的住处的同一天，在《商情日报》任编辑的地下党员丁正接到党组织让他立即隐蔽出城的紧急通知。但这时城内戒严，出城已很危险，最后只得由在师管区任职的地下党员陈白清，穿着国民党军官服“押送”丁正混出西门，一直送到城郊丹洲乡夹街寺。此后，党组织安排丁正去桃源继续从事地下党活动，再未回常德城了。

5月中共湘西工委成立后不久，即将原中共常德支部书记吴士元、组织委员陈白清，调往地下党的武装部队第八突击大队任政委和党支部书记（此前吴士元曾先任桃源工委书记）。黄冬生也跟随湘西工委书记方用做联络工作。6月，中共常德区工委成立后，区工委书记周艾从在听取了方用、吴士元的介绍后，随即召集学生读书会的成员周治辅、盛柏林、周治瑾、徐楠清等，在自己家中宣誓入党，当即成立了中共常德学生支部，由周治辅任支部书记，随后又吸收该读书会成员罗宗杰等入党并加入该支部。学生读书会的其他一些骨干成员，如陈秀实、罗人杰等，则由常德地下党组织介绍，回原籍桃源加入党组织，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学生支部成立几天后，在周艾从家里，回民青年读书会的骨干成员李光新、翦万民、黄仁荷、定正清等4人，举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由他们组成了中共常德回民支部，李光新任支部书记，黄仁荷任组织委员，定正清任宣传委员，翦万民任群运委员。不久，上级党组织批准王泽民重新入党，编入回民支部。此外，湘西工委和常德区工委的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区工委书记周艾从本人，以及潜伏在外的沈克家等地下党员，则一并编入了机关支部。

1948年中共常德支部建立后，还曾在附近农村发展建立了河洑读书会和周家店读书会（即“两杆救民会”）等党的外围组织。1948年底，革命女青年高冬久，通过地下党员孙怡静，同吴士元、方用等取得联系后，在周家店农村组织了几十个进步青年，共同学习、探求革命真理，筹建革命武装，搞得很有生气。

 

 

第 十八 章   

迎接解放的斗争

 

一、发动学潮公开斗争

 

揭穿国大代表选举的内幕　　1947年初冬，国民党搞所谓国大代表选举，常德城的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为给各自的候选人多拉选票，不惜使用各种卑劣手段，甚至在投票站大搞舞弊，演出了一幕幕丑剧，引起常德进步学生和市民的强烈不满，终于爆发了省立四中学生强扭党方帮凶游街示众，揭穿选场舞弊的斗争。

国大代表选举开始后，有一天，省立四中有些学生去投票站看热闹。有位学生在鸡鹅巷的投票点发现，县党部头子李峻的帮凶巢绪竟敢公然舞弊，以代写选票为名，几次把本是选别人的选票改写为李峻投入选票箱中。这位学生当场揭穿后，巢绪恼羞成怒，竟然率打手将这位学生衣服撕破痛打一顿，并反诬他是异党分子，无端寻衅，破坏选举，要强行送去治罪。后来在其他一些学生和正义市民的帮助下，这位学生才挣扎逃脱。此事传开后，市民纷纷谴责这种无聊的选举。省立四中的彭启斌、诸寰海、李嘉文等一些进步学生，则愤怒地冲进县警察局，将躲到厕所里的巢绪抓出来痛打一顿后，押在一辆人力车上 ，用皮带反捆了双手，戴上高帽子，在全城游街示众，广大市民无不拍手称快，在府坪口示众时，围观者达数千人。此后，县党部通过其工会理事长苏春成蒙蔽和组织一些码头工人，将巢绪抢出，并企图抓捕为首的进步学生，抓了几天都未抓住，终因自己干的事是丑事而不了了之。

发动反对抓丁拉夫学潮　　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内战，强抓丁，硬拉夫，搞得城乡不安，百姓不宁。常德城郊有些青年农民为了躲壮丁，跑到荒山野岭，风餐露宿不敢归家。一次，省立四中一个青年学生也被国民党常益师管区抓去当了壮丁，引起了学生们对国民党挑起内战的强烈不满，学生读书会的骨干当即组织了许多学生去师管区质问，向他们要人。因对方蛮横无礼，学生们和国民党的官兵打了起来，引发了一场抗议抓丁拉夫的学潮。

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　　1949年4月1日，南京发生国民党反动政府镇压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的革命学生的惨案，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起来声援。4月7日，长沙大、中学生2万余人举行了声援大会。4月13日，岳阳800多游行的学生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被打伤20多人。消息传来，省立四中和常德其它中等学校学生群情激愤，要求立即举行声援。学生读书会的主要成员周治辅、盛柏林、陈秀实、罗人杰等，即刻积极联系发动学生，并由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罗允绪出面，先后召开了省立四中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学生代表大会。随后由省立四中学生会发起，召开了常德县男中、县女中、省立十一职等7所学校的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马上发通电、出墙报，并举行7校学生联合游行示威，以声援南京、岳阳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但是，反动当局的校方闻知后，立刻百般阻挠，大肆威胁。扬言如果学生上街，就要血染常德城。各校的三青团和特务分子也倾巢出动，在学生中大搞分化离间活动。这时，地下党员沈克家及时向进步学生骨干传达了，在解放大军即将渡过长江南下形势下，中共中央关于“保存革命力量，不作无谓牺牲”的指示精神。于是，进步学生们将这次活动改为在校内出专题墙报，开座谈会。周治辅、盛柏林等学生还积极撰写文章，揭露常德地区国民党反动派镇压进步学生活动的罪行，并化名在长沙《实践晚报》（地下党掌握的）上发表。

领导省立四中赶走反动训育主任和罢课学潮　　1949年5月，省立四中的广大学生对校园内的特务活动日益猖獗，不断将学生阅读进步书刊，谈论内战消息等活动向县党部和第十七绥靖司令部密报的情况十分愤怒，渴望得到解放的心情越来越迫切。该校的学生读书会成员根据常德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学生中秘密传播解放大军渡江南下的消息，并发动全校大部分学生，轰走了该校的反动训育主任、中统特务文运庆。情绪激昂的学生们紧接着又举行了全校大罢课，掀起了一场闻名全省的学潮，迫使校方同意学生的要求，于6月份宣布提前放暑假。这样，学生读书会的成员和其他进步学生，可以放开手脚，全力以赴地投入迎接常德解放的工作了。

 

二、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开展对各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为了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加快解放全中国的速度，常德地下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按照上级指示，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到各界的一些上层人士为常德的解放和建政服务。

翦质辅是常德回教协会理事长、常德城区较大的资本家，在常德的回民中和工商界都很有名望，而常德全县当时有回民（含回族、维吾尔族）约2万人，仅常德城就有5千多，所以对他的争取工作很有必要。常德回民支部党员王泽民，利用常德回民青年会总干事的公开身份和与翦的长子翦万松（在西南联大读过书的进步民主人士）是好朋友的关系，经常主动与翦质辅接触、交谈，并取得了翦的信任。这样，在常德临近解放时翦质辅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为地下党的迎解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有一次常德启明镇（今城东街道办事处）镇长向县党部密报，清真小学有共党嫌疑分子活动，县党部准备抓捕王泽民等人，翦质辅得知后及时通知王泽民等躲过了这一劫。地下党向常德的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上层人物发放“警告信”，并将这些人的具体情况造册交给进城的解放军和南下接管干部，很多情况就是翦质辅提供的。1949年6月，常德城已临近解放，但原住常德北门的湘西工委书记方用，在搬迁新居后又出现不安全因素，于是翦质辅全家迁居乡下，腾出单家独院的楼房住宅给方用住，保障了方的安全和湘西工委开展工作。地下党在常德回民上层和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是与翦质辅、翦万松父子的支持分不开的。

常德地区三青团的机关报《新中日报》的副社长周绍项，是常德政界、文化界的一个头面人物。常德区工委书记周艾从就在这家报社任主编。周艾从利用工作以及与周绍项的叔侄关系，对其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策反工作。地下党在报社组织了一个新民主主义学习会，对周绍项以及全报社的人，一方面以党的政策和革命真理教育他们，一方面用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的形势威慑他们，争取分化他们。为了完整保存报社，常德解放前夕，周艾从陪同湘西工委书记方用，在公墓基地茶园与周绍项做过一次夜间长谈。在诚恳自然的气氛中，方用对周进行了理性的说服教育，向他讲解党的政策和当时的形势，并向他交待了保护报社为迎接解放服务的具体任务。所以，尽管当时常德三青团的头目贺遂初（兼《新中日报》社长）已决定让《新中日报》社跟着守城的暂编五师迁到湘西地区和共产党周旋，但最终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新中日报》的人员，包括总编辑谷峻在内一个也未逃跑，机器设备也保存完整。解放军攻城前夕，常德城防司令、暂编五师师长汪援华为了控制常德城，封锁道路，紧闭城门，只有持他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才能出入，使得城内城外的地下党员难以联系。党组织通过周绍项，以新中日报社的名义，找汪援华本人开了两张通行证，使得地下党得以恢复联系。后来，地下党员王泽民得以出城，卢善庆、黄仁荷得以进城，以及派去迎接解放大军的周新濂、范炯得以出城，靠的都是这两张特别通行证。临近解放之日，常德地下党组织铅印的《告常德人民书》，就是由该报社的工人秘密排字、印刷的，他们还分担了一部分散发任务。为迎接解放军进城的过街横幅和大量标语，也都是在《新中日报》社内准备的。《新中日报》是常德城第一个被接管的单位，常德解放的第二天，在军代表和地下党员的掌握下，该社即迅速印发了《新华社电讯》，为稳定局势，安定人心起到很大作用。

在教育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中，地下党也做了大量统战工作。教育界中等以上学校的校长（除女中校长张澜以外），如省立四中校长苏清卓等，地下党员都一一上门恳谈，告知形势和政策，希望他们切实做好护校工作。他们中有些人不仅自己能按地下党的要求去做，而且还主动协助地下党组织进行宣传，相互之间串联、沟通。对常德城一些较大商铺的老板，地下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宣传，动员他们一律不外逃、不外迁。而他们在得知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后，也认为合情合理，也就安下心来等解放。所以在常德解放后，常德城一些较大商号，如吉春堂药店、同济堂药店、聂振茂药店、华法药行和光明电厂等，都能正常开始营业，在资本家中还涌现了何志明等积极分子。（工商界中仅姚吉阶畏罪潜逃，解放后加上其它罪行被人民政府镇压）。

开展对进步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早在1948年中共常德支部成立之初，支部书记吴士元就与常德籍著名进步人士戴修瓒频繁接触，多次亲密交谈当时时局与民族前途命运。戴修瓒是全国闻名的法学家、教授，是一位正直的爱国人士。大革命时期，他曾任武汉政府最高法院院长；抗战爆发前，他曾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沈君儒等七君子案的辩护律师之一；抗战结束后，他不满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忿而“退隐”回到故乡常德城居住。吴士元调离常德城去太浮山第八游击大队任职后，中共常德区工委书记周艾从继续与他保持联系，经常通过亲戚向戴转达地下党的信息和内战战场的形势，鼓励他在常德解放后出来为新中国、新社会服务。常德城解放后的第二天，他即参加了各界人民欢迎解放军大会，并被选任为常德各界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直到应中央人民政府之邀去北京任全国法学会委员时止。为支持常德城刚刚诞生的新政权，他还主动将藏在家中水井里的10根金条拿出献给人民政府作为办公经费（后被常德市人民政府婉言退还）。

翦万松是常德回民首领翦质辅的长子，回民支部地下党员翦万民的兄长，曾在西南联大读过大学，是个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常德地下党员与他接触频繁，交往甚深。地下党对翦质辅开展统战工作，实际上也是从他开始着手。受地下党员的长期影响，他对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有较深刻的认识，为了迎接常德的解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当东门外清真小学回民支部面临国民党警察与特务的迫害时，他立即将自己的住房让出，供回民支部的全体成员居住和活动。当湘西工委书记方用的办公和居住地存在危险时，他又毫不犹豫地动员父亲带着几个年幼的的弟妹住到乡下，把住宅让出供方用和湘西工委机关使用。他家里有单独的庭院，二层楼房，而且有电话机（这在当时是较稀罕的），长沙和外县来联系工作的地下党员，掩蔽在这所“高门大户”内，实在是又安全，又不露痕迹。常德临近解放时，东门外一带的回族贫民生活困难，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地下党为了安定民心，找他协商解决。由于当时市面上最缺的是食盐，盐价很高，翦万松当即无偿献出自家仓库里的食盐10袋（每袋约150—200斤），分给各户贫民，卖盐买米，度过难关。1949年7月29日，解放军进驻常德城后，无米可买，征粮一时也来不及，军粮成了大问题，而这时能最快换来大米的不是金条，而是食盐。翦万松得知此情况后，再次献出自家仓库里的数千斤食盐，解了军粮的燃眉之急。

除戴修瓒这样全国知名的民主人士和翦万松等以外，地下党组织和常德各方面有进步倾向的民主人士都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表示欢迎他们加入迎解工作。如广德医院（今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年轻的医生杨善念、司法界的吴盛涵（曾参与审判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省立四中教师李子新（被誉为常德“三支笔”之一）、清真古寺管事执董（即“老师傅”）黄毅民等，都为保护城市，迎接解放出了力。

广泛深入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常德回民支部的地下党员以及回民青年读书会的成员，从读书会成立之日起，就利用自己也是回民这个有利条件，在回民中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动员回民群众团结起来自保自救、迎接解放。

他们除了对自己身边的亲友进行日常的宣传教育外，还充分利用各种有回族特色的阵地，用多种方式深入回民群众开展细致耐心的宣传工作。一是以清真完小为阵地开展半公开的宣传。当时清真完小有300多学生，绝大部分是回族、维吾尔族，且因抗战的耽误，大多是15—20岁的青少年。他们通过上音乐课，给学生教唱歌颂解放区的《山那边哟好地方》，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的《王小二过年》，讽刺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茶馆小调》等歌曲，再由学生们在群众中传唱开去。清真完小有较大的操场和礼堂，设置有篮、排球场和乒乓球桌，东门外一带的中学生和社会青年，每逢晚饭后和星期日都喜欢来学校打球。他们也就在陪这些青年打球时，与其建立感情，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当时的形势，驳斥反动派散布的“共产来了财产一律充公”、“共产共妻”和取消宗教等谣言。二是利用清真寺进行宣传活动。每逢星期五，清真寺都会聚集众多的回民参加宗教聚礼，并且在正式聚礼之前会在冲洗间和大殿前厅喝茶闲谈。回民支部和读书会的许多成员就用回民身份分头参与其中，以听来的消息为名，以闲谈的方式，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共产党主张人人平等，都有工作，都有饭吃，宣传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等。这些宣传收到较好的效果，常德的回民群众，特别是清真寺的阿訇、老师傅等教职人员，如王志周、黄承恩、李效之、马道美等人，都坚持没有离城，直到常德城被解放。三是利用茶馆作掩护进行宣传。从东门外到大河街一带的码头工人、宰牛工人、制革工人和其他一些靠卖苦力为生的穷苦群众，一天辛苦下来，吃过晚饭之后，大都喜欢坐茶馆喝茶，摆龙门阵，以消除一天的疲劳，这也是他们在艰苦生活中唯一的享受。这里的茶客多是回民，茶馆老板与回民支部的人也都很熟，地下党员不仅将这里作为与常德区工委接头联系的地点，也利用与大家一起喝茶、谈天的机会，经常宣传解放军、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策。这种融洽气氛中潜移默化的宣传工作，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后来回民抗阻敌人火烧东门外的自保自救斗争中，大部分骨干就是在这些茶馆喝茶的工人中产生的。

 

三、瓦解敌人，保护城市

 

印发《警告信》和《劝告信》　　1949年4月，地下党组织安排地下党员丁正起草了一份对常德的国民党党、政、军、特头目的《警告信》，然后由联络员黄冬生刻印和寄发到这些人的住处。信的主要内容是：常德很快要解放了，你们以往的所作作为我们都很清楚。现在你们要停止作恶，争取立功赎罪。你们已经没有地方可跑了，跑到台湾也装不下。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首恶必办，协从不问，既往不咎，立功给奖。你们如果不老老实实等着解放，只会加大罪恶。信的署名是“中共湖南省调查委员会”。常德城国民党的这些头目收到《警告信》后，见地下党组织对他们的底细知道得这样清楚，一派惊恐，都吓得象乌龟缩进了脑壳，就连气焰嚣张的守城司令汪援华去医院看病都要两列全副武装的士兵保护。军统特务头子陈拔萃更是吓得根本不敢出门。

这年7月，中共常德回民支部又以此信为，改写了一封题名为《致常德各界人士信》的“劝告信”，秘密油印数百份后，一部分邮寄到个人，一部分由积极分子在晚上张贴到各处街头，还有一部分派人送到四乡各清真寺张贴。向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时局形势，动员他们尽力保护好公私财产和文书档案。1949年7月29日常德城解放前夕，常德区工委以中共湘西工委的名义，在《新中日报》社内，由该报社的工人秘密排版，铅印了数千份《告常德人民书》，宣传城市解放后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即将开展的重大工作，告诉广大市民应如何防止破坏，迎接解放。解放军进城当天，地下党组织即在全城散发和张贴此书，对稳定工商、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以及安定民心，稳定形势，保护城市，都起了作用。

发动回民制止敌人火烧东门外街道的阴谋　　1949年7月24日，常德工委派卢善庆出城告知回民支部解放军攻城在即，让该支部成员做好迎接准备。另外通知他们，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垂死挣扎，阴谋计划要放火烧掉东门外的所有房屋，其罪恶目的一是为了使地下党失去活动基地，二是为了清除视野障碍，以凭借东门一带城墙和城门上的永久性大碉堡的火力，作负隅顽抗。指示回民支部立即发动群众，采取措施，加强防范，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回民支部当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防范措施，并随即召集清真寺寺董会成员和平时物色到的一些积极分子，通报了区工委传达的上述消息。大家对敌人的这种毒辣的阴谋都很气愤，一致表示要发动回民群众誓死保家、保寺、保东门外一条街。经过热烈的讨论后，立即开始行动，当天就组织了约200个回族码头工人、屠宰工人和青壮年，集中在清真古寺，并用扁担、铁棍、杀牛刀作为武器，准备与敌人死拼。这支队伍日夜守候在寺内，还在寺内准备了铜锣和大竹梆，一旦住在城门口的群众发现敌人动静，传来消息，寺内人马就出动，并敲响铜锣和竹梆，集合所有群众，粉碎敌人的阴谋。位于沙河街（今民族街）口的光明电厂，是一个用汽车内燃机发电的小电厂，供应东门外的照明用电，也安排了厂内工人和沙河街口一带的回族青壮年参加护厂。此外，回民支部采取攻心术，让积极分子在茶馆和街头巷尾传播：“共产党有二百便衣，带着一色的快慢机（可以连发20粒子弹的短枪）已经到了常德，只要时间一到就要行动。”这个消息和东门外回民已磨快了宰牛刀决心以死抗争的事，很快不胫而走，四处传开，敌人方面自然也会得知。与此同时区工委书记周艾从等人也利用上层统战关系，频频与守城司令汪援华接触，晓之以利害关系，劝他放弃这一计划。汪援华虽然是土匪出身，并且过去有过火烧沅陵县城的罪恶历史，但面临解放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他也只能无奈地接受放弃的现实。于是，此后敌人只是紧闭城门，未敢出城。几天后，四野的攻城部队正是利用东门外保护下来的这片房屋做掩护，用炮火摧毁敌人东门城头的火力，几乎没有什么伤亡就攻破东门，解放了常德。

动员民众保护学校、医院和工商企业　　保护好城市，留一座完整的城市给翻身解放了的常德人民，是地下党组织在常德城解放前夕一项重要的工作，全体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以很大的精力去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前面讲述的《新中日报》报社的反搬迁成功，回民群众阻止敌人火烧东门外斗争的胜利等，都是保护城市取得的成功。

常德的广德医院，是美国教会开办的当时常德地区最大的一家医院，在常德和湘西，它的设备属于第一流，还有着一批知名度较高的医生。这个医院的年轻医生杨善念，和中共常德支部书记吴士元原是中山大学的同学，所以地下党组织很早就与他接触，影响他的思想。吴士元调离常德后，常德区工委书记周艾从和地下党员黄冬生等带着油印的中共《土地法大纲》一类的秘密学习资料，多次去医院与杨联系，有时还交办一些具体的工作任务。常德解放前夕，该院的美国人院长浮德禄计划将医院搬迁，地下党组织指示杨善念抵制搬迁，保护医院。杨善念当时一不是知名医生，二不是资历较深的“老广德”，要想完成这项任务困难很大。他在接受任务后，广泛联络该院医生、护士和员工，耐心地做他们的反搬迁思想动员工作，并力争得到中国人院长谭学华的默许，这样在医院的基层形成了一股坚决反对医院搬迁的力量。在临近常德解放的前几天，形势最紧张的日子，杨善念将全院的年轻医生和护士、员工组织起来，成立护院队，将窗户和铁床上的铁棍拆下来当武器，日夜巡逻，轮流值班，使得全院的设备和药物得以保存完好。解放军进驻常德后，一些重伤病员得以在这座医院得到及时治疗。

学生支部的成员为保护城市，也紧张地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配合党组织做统战工作，做好各学校的校长的思想工作，保护好学校，一方面利用同学关系，主动上门去做在各个要害部门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家长的工作，希望他们认清形势，为保护城市，保存文书档案资料做贡献。当时省工委和湘西工委曾通过多种渠道做常德邮电局进步人士的工作，希望他们尽力完整保存该局的设备、材料。学生支部对3个在邮电部门工作的学生家长，多次上门宣传动员，促使他们投入了保护常德城的邮电设施的工作。

常德城解放的当天，就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报纸发行，就有光明电厂送出了第一度电。全城较大的商铺、药店、学校、医院和邮局都完好无损，各个有关部门的文书档案基本上完整保存，这一切都是党的统战工作威力与全体地下党员、积极分子冒着生命危险辛勤工作的结晶。

 

 

 

第 十九 章   

常德城的解放和接管建政

 

一、迎接攻城部队

 

从1949年6月起，常德地下党组织就开始进行迎接攻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各项准备。首先是在党外民主人士的配合下，共同绘制常德城区的示意地图和编造敌方机构人员情况表册。在地图上标示了主要街道以及仓储、机关、学校、银行、电信局、邮政局、医院、报社；标示国民党反动派驻军的建筑物、地段以及大概驻军人数。敌人机构人员情况表册汇编了反动党团组织、国民党党政机关、财政机关概况，同时汇编了敌党、政、军、特大小头目的花名册，注明这些人的基本情况、政治倾向及其现实表现。这些资料都于解放军进城当天就交给了部队，对接管建政，稳定社会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年7月24日临澧解放后，临澧地下党组织即派常德籍地下党员伍杰为攻打常德的解放军带路。7月28日，常德地下党也派新中日报的记者周新濂、范炯出城，向临澧方向去迎接解放军，临行前地下党组织让他们把常德的地图和情况印到脑子里，以便向部队介绍。这两人持特别通行证叫开了大西门城门，出城后直奔通向临澧的公路。但因攻城部队绕道行军，双方在途中错过，因此，周、范两人未与解放军接上头。但是驻在东门外的回民支部地下党员李光新、定正清，却在29日早晨听到陡码头方向的枪声后，沿街向东迎去正好遇上了攻城的解放军部队。他们立即兴奋地向部队的负责人介绍了东门守敌的具体情况。攻城部队利用房屋、电杆为掩护，很快就逼近了东门城门。为了用炮火摧毁城上碉堡的火力，李光新随后又带炮兵部队的人，在清真古寺旁一块合适的空坪架好炮座，迅速用炮火摧毁了碉堡火力，解放军随即攻下东门，进入城内。与此同时，地下党事前布置准备的“欢迎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内容的标语，随即贴上了街头。东门外一条街，沿路都设置了茶水站，群众将事先准备的茶水一碗一碗热情地递到解放军战士的手中。部队进城后，中共常德区工委立刻把事先已准备好、藏在新中报社地板下的过街大横幅和《告常德人民书》拿出悬挂、张贴和散发。

 

二、四野解放常德城

 

1949年7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38军113师，解放了与常德城毗邻的桃源县陬市镇，并歼灭由常德城逃出的暂编五师散兵数十人。该师前卫338团于当天向常德城前进，在大西门外与从城内逃撤出来的敌暂编五师特务团遭遇，即将这股敌军歼灭，并俘虏敌团长以下官兵70余人。该团正准备向常德城发起攻击时，接上级紧急指示随即返回到陬市，随师主力渡过沅水，向石门桥方向急进，于次日晨占领了敌飞机场。

38军114师于7月24日解放了临澧县城后，次日该师340团开始向常德城方向搜索前进。途中常有敌军散兵阻挠，并不时有敌机扫射、轰炸。340团一路消灭了一些小股敌人，于28日进军到常德远郊石板滩待命。师首长决定于次日黄昏从西边攻取常德城。为配合该师攻城，上级还调来113师山炮营协同作战。

就在38军114师340团在常德城西郊待命，作好了攻城准备的同时，与38军一同渡过长江的，该兵团49军用战斗方式前进，于7月23日、24日先后攻占了澧县、津市后，乘民船顺澧水而下，进入洞庭湖后又逆沅江而上，28日抵达距常德仅50里的牛鼻滩镇，上岸后迅速解决了国民党军垦局所辖的各个残废军人农场之敌，收缴了他们的武器。然后，该师分成江南、江北两路，继续自东而西逆沅江而上，向常德城方向急进，当晚就占领了德山和德山街，这样，常德城就在他们眼前了。

此时，守城的敌暂编五师在向常德工商界各企业勒索大量财物后，大部分于7月25日沿湘黔公路向湘西方向逃窜了（其中一部在逃至常德、桃源交界处时，被38军112师334团在公路上堵截，几乎全歼，其少将参谋长冯泉及手下约200人被俘虏），只留下200多人枪孤守城内。27日，暂编五师特务团在大西门被全歼后，守敌已处于解放军东西夹击之下，城内敌人更加恐慌。28日又零星逃跑了一些人，这样，全城守敌的力量实际已经很弱了。

7月29日晨，49军147师439团向常德城东门发动攻击。在得到常德地下党员接应，了解了东门守敌的情况后，利用东门外一带房屋建筑作掩护，沿四铺街迅速攻击抵达城门边。战士们在城墙下搭成人梯，第一个登上城墙的战士张志云中弹牺牲（后安葬在德山孤峰岭烈土陵园）。此后该团又在地下党员指引下，迅速在清真古寺空坪架设六零炮，炸中敌军城门上碉堡，摧毁其火力点。守敌见大势已去，担负东门守城的敌少尉排长，带领一个加强班，用长枪挑着一件白衬衣，首先投降了解放军。率先登城的一个班的战土迅速即打开城门。439团从东门进入城内，顺大街和城墙自东向西猛追敌人。这时，城内其它几个据点的敌人已不敢抵抗，同时打开南门、西门、向城外逃命。常德城获得了解放。

7月30日、31日，38军军直属队、114师341团、113师337团，也先后开进常德城。

 

三、开展接管建政和成立中共常德市委、市政府

 

7月29日解放军进城后，即在街道上贴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常德地下党组织也随即与部队首长接上了头，交付了常德城区示意地图和敌方各类人员花名册和机构情况编册，并介绍了城市的敌情和各方面的情况。在湘西工委机关的所在地（即方用借住的翦质辅家），挂出了“青年工作队”的牌子，专门安排地下党员办公，一方面为进城部队指示方向，回答他们的问题，帮助解决他们的困难，一方面开始登记来报名参加新政权工作的知识青年。同时，地下党组织安排党员分头去负责：光明电厂当晚发电，新中报社次日发表欢庆解放的社论，部队的茶水和吃菜，协助部队从陬市调运木排到德山搭浮桥等紧迫问题。

当天下午，常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方用、周艾从便会同部队首长，召集城区士绅、名流开会，成立了常德各界临时办事处，推选进步民主人士戴修瓒为主任，原国民党常德县县长熊壮猷、中共常德区工委书记周艾从为副主任。办事处成立后，即投入到动员各界支持新生政权的工作，为迅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和生活秩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刚刚解放的常德城，还面临着敌机的轰炸干扰，土匪的威胁和潜伏特务等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等严峻问题。为了迅速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8月 1日晚，在有十三兵团首长出席的38军与湘西工委领导的地方武装会师大会上，商讨了成立军管会和警备司令部的问题。8月4日，分配到常德市的南下工作团进入常德城后，经各方协商，于当天成立了以第十三兵团副政委刘道生为主任，38军政治部主任吴岱、常澧军分区（不久后即改为常德军分区）副政委孙卓夫为副主任的常德市军管会；同时成立以38军337团团长江潮、341团团长宋文洪为正副司令员，孙卓夫（兼）、余琳（341团政委）为正副政委的常德市警备司令部，负责全城的社会治安、防空等工作。

8月4日进常德城的南下工作团，人员是党中央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等解放区抽调的，随解放军南下，到南方新近解放的地方开展接管建政工作的5万多名干部中的一部分。早在1948年10日，中共中央根据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进展，作出《中央关于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定从解放较早的地区抽调一大批干部，经过整训后随军南下。1949年3月初，中共冀南区党委抽调的3000多名南下工作人员，齐集河北威县方家营接受培训、学习约一个月后，于4月3日出发，徒步行进到河南开封。在开封，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南省委共同决定，由原冀南区党委副书记乔晓光带领二大队（冀南二地委组成）、四大队（冀南四地委组成）和六大队（区党委直属机关与部分县组成）的3个中队共2200名干部到常德地区工作。其中，分配到常德市的是由二大队、四大队及各中队抽调的干部组成的。在开封的艰苦环境中，他们又学习一个多月后，于6月5日乘火车经徐州、南京到芜湖，再改乘轮船于6月17日到达汉口。在汉口，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向他们作了动员报告，介绍了湖南的情况，对到达新区后的工作做出具体安排。6月28日，他们从汉口乘船，经过艰苦的航行于7月初抵达沙市。之后，一路跟随攻打常德的十三兵团，于8月2日抵达澧县。整个南下行程为4000多华里，途经5省，历时4个多月。在整个行程中，南下干部们不仅要克服身体疲劳，生活艰苦的困难，而且要战胜人生地不熟，水土不服，蚊虫叮咬，疾病缠身和敌机轰炸等许许多多的考验，可谓是历尽千辛万苦。但是，他们一到常德城就迅速满怀热情地投入了新的工作，为刚解放的常德接管建政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南下干部进城后，立即受到地下党组织的热情欢迎，地下党员主动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常德城的具体情况，在接管建政的实际工作中，“南下”与“地下”相互配合，亲密无间，建立了双方合并的内外部条件。8月5日，常德市人民政府成立（简称常德市政府）。市长赵墨轩、秘书主任张力更（兼民政局长）、财政局长李树（兼建设局长）、教育局长周艾从、公安局长杨进忠、工商局长郁志明、税务局长张健、法院院长吴文俊。此外，将原城区三镇改为三区，任命第一区（原启明镇）区长为姚巨通、第二区（原沅安镇）区长为邢建中、第三区（原长庚镇）区长为苏玉琪。三个区相应设立三个公安派出所，第一派出所所长商占一、副所长杨学增，第二派出所所长张金印、副所长李如陵，第三派出所所长于治国、副所长杨金雪。

常德市政府成立后，联同其它5个接管机构：公安局、物资接管处、交通接管处、文教接管处、警备司令部，共100多工作人员，迅速开始接管工作。常德市属于和平接管，旧政权人员大多没有逃跑，档案和资料大部分齐全。接管机构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接管了旧政权的151个单位和1194名人员。地下党组织的参与，是接管工作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军进城之初，党组织就安排地下党员王泽民，根据原来整理成册的敌特资料，系统地、具体地向市公安局（开始时称“对敌斗争隐蔽工作组”）的李振江、张琴室、陈华，介绍常德城国民党的党、团、政、军、宪、警和中统、军统特务系统的具体情况，一连搞了将近10个晚上。到了8月中旬，王泽民也被分配到市公安局工作。地下党学生支部的成员成为新成立的团市委的骨干，动员了大批知识青年参军参干。

早在1949年6月南下工作团还在开封集中学习之时，就宣布成立了中共常德市委。当时根据常德在历史上就是湘西门户、湘北重镇，人口曾经达到十几万的情况（没有估计到常德城在抗战时期的“常德会战”中曾经成为一片焦土的情况），所以，当时确定常德市的党政机构为地、师级，任命的首任市委书记柴保中，就是地委组织部长，副书记是董锋，宣传部长牛迪义，组织部长曲德成。南下工作团8月进常德城后不久，根据常德城实际人口情况，将常德市降为县级市，副书记董锋改任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为牛迪义。获得新生的常德市的首届市委，是常德城接管建政工作的领导核心。

 

 

四、紧急动员筹粮支前

 

常德地处洞庭湖滨，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但在国民党腐败统治下，连年内战，民不聊生。解放前夕，贫苦市民群众生活非常艰难，吃饭都很困难，加上1949年又遭洪灾，更是雪上加霜。7月29日，解放军进城后，军粮问题迫在眉睫。地下党组织动员各界支持，进步民主人土翦万松当即打开自家盐仓，用盐换得上千担粮食作为军粮。商界的许多业主为大军提供大量豆豉、猪肉、食油和肥皂、毛巾、牙膏等生活必需品。地下党组织还配合军管会，组织所有商家的碾米厂日夜开工，为军队碾米。

市政府成立后，又组成以市长赵墨轩为首的“支前委员会”，成立了几十人的筹粮工作队，全体地下党员都参加其中，有的带队下乡筹措军粮马草（10月1日前是以借的方式筹粮），有的在城内做其它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7月29日常德解放起，到当年10月二野大军集结常德时止，3个多月的时间里，常德市人民为部队筹粮：稻谷750万斤、马料杂粮15万斤。为保证军粮的运输和四野、二野大军过境时人员、马匹、装备的畅通，市政府组织800多民工，由全城工商界提供物资、器材，日夜抢修大西门外被国民党破坏的常澧、常桃公路路段。

 

 

第 二十 章   

二野集结常德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成立

 

一、二野大军集结常德

 

1949年9月1日，为了解放大西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二野主力3、5兵团十几万人分别由芜湖和上饶出发，从南京坐火车经徐州、郑州到武汉后，一路走岳阳、长沙、益阳（也有从岳阳乘船走水路经洞庭湖到益阳的）；一路走孝感、应城、沙市、澧县，于10月下旬至11月期间陆续到达常德地域。

在南京组织的西南服务团10月25日起陆续抵达常德城。至10月底，先后到达常德城的还有军大三分校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南下干部和学员（在常德都编入西南服务团），该团人数共10375人。

第3兵团集结常德地域并接替四野第13兵团防务后（13兵团南去芷江），立即投入了紧张的临战动员和进军西南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1、进行战前思想动员。各部队在总结前段行军的基础上，开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活动；各军、师相继召开党代表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提高部队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还对干部进行了形势、任务和政策教育，以及入川前的一系列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配合教育，部队文工团上演了郭沫若编剧《甲申三百年祭》，用闯王进京后军队腐败导致失败的教训，启发部队时刻不忘艰苦奋斗，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进军大西南。

2、开展战前军事训练。根据进军地区湘西、川东等地的地形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山地、河川战术演习和射击、爬山、急行军等项技术训练。各级领导干部还根据西南地区的地形、气候、交通特点和敌情，对进军作战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召开干部会议，认真进行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

3、筹建新区接管领导班子，明确新区工作方针任务。为了加强组织准备，对入川干部和西南服务团人员作了一系列的组织调整，按将要接管的地区，干部配备定位，重新组编了支队和专业大队。并请川东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肖泽宽、邓照明等介绍了重庆和川东的政治、经济情况，请常德地委、市委负责人介绍了新区情况和接管、征粮工作的作法和经验。明确新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宁缓勿急，稳步前进，坚持立场，逐步改造。”具体的任务是：搞好城乡接管，建立人民政权，安定社会秩序，促进工农业生产。

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有102万人口，敌情、社情复杂。二野部队在常德整训中，从12军抽调了400余人，从3兵团第10军、11军各抽调一部分干部、充实到西南服务团，将分到重庆支队的干部增加到1542人。11月3日，二野前委利用部队整休时间，在常德召开接管工作会议，刘、邓首长在会上分别传达了全国政协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张霖之（二野第5兵团副政委）作了“关于接管城市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接管重庆的政策、方针和步骤。公安支队在常德整编后，遵照二野前委和刘、邓首长的批示，组建了接管重庆市国民党警察机构的人民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班子。全支队集中学习五天，讨论和熟悉《接管重庆市治安和肃特工作计划》（草案）。

4、大量补充粮秣等军用物资。各师、团从政治、后勤机关中抽人员组成西征筹粮队，配合常德地、市、县地方干部，筹措粮草等军用物资。

在离开常德前，西南服务团的文艺大队与3兵团文工团于11月初还在常德城举行了联欢晚会。演出了《买卖公平》、《火线爱民》、《打渔杀家》和《淮海战役组曲》大合唱等节目。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等到场观看了演出。3兵团文工团政委时乐蒙给文艺队作了《关于乐器洋为中用的问题》的报告。服务团3中队的墙报委员会，在常德出了三期《飞行快报》。

二野大军及西南服务团完成在常德的整训、整编任务后，于11月初开始分批离开常德，向湘西和川黔挺进。经桃源、沅陵到三角坪后，一路走泸溪、秀山、酉阳到重庆；一路走辰溪、怀化、芷江……贵阳……泸洲、富顺、自贡到重庆。负责留守的干部、战士亦于12月份离开常德城，步行到沙市，转乘轮船去重庆。

 

二、刘、邓抵常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成立

 

10月底，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等率二野前线指挥所（简称二野前指），由长沙乘汽车抵达常德城。这天，正下着大雨，常德城驻军和地、市、县机关干部及部分市民，从下南门码头到西门白云中学（当时为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后为市一中医院，现市老年病医院）排成队伍，夹道欢迎。欢迎的群众手持写有“欢迎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等标语口号的红、绿三角小旗。刘、邓首长为感谢常德人民的盛情，临时决定冒雨打伞步行，神采奕奕，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因为二野动向当时需保密，所以事后刘、邓首长批评地方不该如此声张）。刘、邓为首的二野指挥机关设在白云中学， 部队分别驻在市区和郊区。刘、邓一到常德，就及时了解川黔作战情况，实施不间断地指挥，相继签发了10余份作战命令和指示。此时，常德已成为解放大西南战役的指挥中心。

11月9日与11日，在民众戏院（后改常德市人民电影院，现为百家歌厅）两次召开了有二野“前指”、3兵团、西南服务团和常德党、政、军负责干部参加的大会，进行入川动员。

在9日的大会上，邓小平在戏院站着作了长达3小时的报告。没有麦克风（扩音器），没有讲稿，也没有休息，邓小平一直声音洪亮，吐字清楚。他在报告中传达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讲了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特别是讲了长沙和平解放以来的形势；讲了新时期的任务和方针政策；讲了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国民党起义人员采取的宽大政策，并按立功受奖的原则，对他们委以重任。他对常德地区几个月来新区工作经验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常德地委书记乔晓光到新区几个月时间，抓了三件主要任务：一是接管城乡政权，二是剿匪反霸，三是筹粮支前。南下干部同地下党员一起通力合作地打开了新区的局面，这些具体经验对西南新区工作是值得参考的。在讲到干部问题时，他说应该发挥地下党同志的作用，积极大胆培养起用地方干部。

在11日的大会上，刘伯承再次传达了全国政协会议精神，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刘、邓首长在报告中还要求全体干部和战士，发扬二野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防止骄傲自满和贪图享受的情绪，掌握政策，为西南人民多作贡献。

11月21日，为加速西南地区解放，减少战争破坏，刘、邓首长在常德城向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敦促其认清形势，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

11月23日，奉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城成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常委还有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等人，统一领导西南地区的解放战争和接管建政工作。西南局成立后研究配备了接管西南地区各省、市的领导班子，组建了西南公安部和重庆市军管会、公安局的领导和接管班子，制定了《接管重庆市治安和肃特工作计划》（草案）和入城后的工作方针、任务、步骤、以及一系列新区工作方针、政策。

11月28日，刘、邓首长率二野前线指挥所离开常德城，沿川黔公路向重庆方向挺进。在常德城期间，刘、邓首长朴实无华、勤俭节约、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给人民群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1月的常德，夜里已有了几分寒意。刘、邓首长日理万机，要指挥千军万马，常常忙到深夜，又冷又饿，就到白云中学校长白云清夫妇家中吃点宵夜，烤烤炭火。在当时的条件下，无酒无肉，白校长夫妇也只能拿出汤圆、红薯、芋头这样的东西招待他们。开始时，心里很有些惶恐不安，后来见两人毫无架子，吃得津津有味，还赞不绝口，才放下心来，就像一家人那样亲热、随便了。

 

三、常德人民的支援与奉献

 

为了迎接二野来常，中共常德地委于1949年8月25日，就向全区发出《关于支援战争及二野大军西进的工作指示》：第一，向全区干部进行思想动员，讲明二野西进的战略意义；第二，保证粮食、柴草和房屋供应（向各县市规定了具体任务数字）；第三，掌握船只、车辆、统一调拨；第四，地委成立了由乔晓光、孙卓夫、王含馥、侯仰民、钟汉九、赵墨轩、张勇等七人参加的“支援二野西进委员会”。王含馥担任主任，赵墨轩、张勇担任副主任，侯仰民担任秘书长。常德市于9月23日成立了“支援二野过境委员会”，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组成了筹粮支前青年工作队，下到郊区和常德县各区筹集粮食、柴草；统一组织了支前转运站，担负碾米和粮食供应以及装御船只的安排调拔；发动群众给二野指战员写了大量慰问信；市里各区妥善安排了驻军的住房，组织慰问队到驻地慰问，各街道设立茶水站，供应茶水，等等。在常德地、市委的领导下，通过全地区各县市的积极努力，共为二野先后补充供应大米1048万公斤，柴草2008万公斤，食油1万公斤，食盐2.3万公斤，及其它大量食品。还为二野赶制了大量军用冬装、被服，补充了一些弹药、装备等军需物资，并大多数发到部队。支援二野进军大西南的另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是运输，包括十几万军队、军用物资、伤病员、粮草等。当时常德的交通情况并不好，浩浩千里沅江没有一座桥梁，汽车要靠一艘轮船过渡，运输工具也很落后，加上从常德市辐射出去的五条公路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支前司令部动员人民，从8月下旬开始首先抢修道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人民用简陋的工具，靠肩挑背扛，修复路面5860米，修复桥梁31座、总长439米，修建浮桥10座、总长930米。特别是大军开到常德城沅江南岸时，常德市委组织3000多码头工人和海员工人，日以继夜地转运军需物资过江。夜里，江面灯火通明，一片繁忙景象。工人们用木排和木船在江面架起浮桥，木板不够，千家万户拆下门板送到江边，那情景真是令人感动。二野进军大西南，常德全地区仅河渡部队就达26万多人次，还有牲口16500多匹，大小汽车12653辆、马车1997辆、大炮307门。为解放大西南，常德人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附一：

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地方史大事年表

（1921年7月—1949年11月）

 

自五四运动爆发后，常德进步学生以省立二师（常德市一中）为主体，争相阅读《向导》、《湘江评论》、《湖南通俗日报》等进步报刊和湖南《大公报》上的进步文章。

 

1922 年1月17日，“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湘潭县人）被军阀赵恒惕秘密杀害。

1月29日，常德城缝纫、石业、瓦业、木业、刨业、烟业等行业400多工人成立了“常德劳工会”，青年缝纫工人杨茂林任执行部长。

年初，省立二师进步学生蒋希清、宋先礼、严正谊、左天锡、杜永庆、杨道瑞、姜见善、汪德基、罗筹、曾亮和二师附小学生丁勒生（丁默村）等十几人，发起组织了湘西北最早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省立二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该会又帮助城内省立二中也建立了类似组织。

6月12日，湘西北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执委会由书记蒋希清、经济委员曾亮、宣传委员左天锡等三人组成，团员有35名。随后执委会又成立了劳工、学生、农民、妇女、社会教育等五个下属运动委员会。

10月，“常德女界联合会”正式成立。

10月30日，常德城200多人力车工人举行全体罢工，反对车主将原已很高的车租又增加10枚铜板（100文）的决定，获得胜利。

 

1923 年1月29日，400多名常德劳工会成员聚会游行庆祝该会成立一周年。

2月8日，常德城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声讨北洋军阀吴佩孚制造“二七惨案”屠杀工人的罪行。

春，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派人到常德城发展共产党组织，常德团组织中有数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建立湘西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常德党团。

 4月3日，常德党团组织发动泥木工人、缝纫工人、烟业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4月下旬，党团组织发动成立了常德外交后援会，组织反日游行，要求当局收回日本占领的中国旅顺、大连，实行与日绝交。

5月12日，爱国学生开始在全城进行抵制日货的检查。

6月5日，常德城13名学生检查日清公司时被日本人打伤，商民、学生、工人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三天。

6月中旬，驻常德湘军唐生智旅镇压爱国群众运动，暗杀学生一人，伤二人。

 

1924 年春，中共常德党团撤销。

5月，团湘区委派陈佑魁（候补执行委员）来常德整顿党团组织。常德团组织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特别支部（代号张泰之），支部书记宋先礼。

暑假，宋先礼毕业离常，由姜见善接任书记职务。

7月，日本"隅田号"军舰擅自开入常德港。湖南省外交后援会向日本驻长沙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

11月，贺龙率建国川军第九混成旅抵达常德。

1925 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特别支部亦随之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德特别支部。

3月25日，成立了国民党常德市党部，陈清河（共产党员）为党部主任委员。常德城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4月11--14日，常德市各界群众连续4天举行悼念孙中山逝世活动。

5月1日，召开恢复常德学生联合会大会，傅规杰（国民党右派）任主席。

5月7日，中共常德党、团组织，组织20多所中、小学学生在泮池坪公共体育场集会，纪念"国耻纪念日"。

6月，以中共党、团员为核心的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常德分会，组织全城进行罢工、罢课、罢市，声援五卅运动。

7月，国民党常德市党部主任委员陈清河调任道县，谭肖崖接任主任委员。

夏，姜见善患盲肠炎去世，由邓兴明接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德特别支部书记。

11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派谭影竹到常德城，建立中国共产党常德特别支部（简称常德特支），谭影竹任支部书记，隶属湘区委，代号“黄叔夷”。当时有中共党员20余人，联络点设省立二师。

冬，中共常德特别支部领导建立袜业工会、箩业工会、烟业工会、鞋业工会、缝纫业工会，并组织多次罢工，开展经济斗争，要求增加工资，不准解雇工人。

下半年起，省立二师学生谷逢源、武文元、邹嵩皋、滕代顺、吴能隆、文绍珍、滕久平、陈采夫、胡治栋、严佑银、覃蔚然等进步学生投笔从戎，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参加北伐战争。

 

1926 年1月，常德学联改选，许和钧、杨杰卿分别担任正、副主席。

1月17日，共青团常德特支扩大为地方执行委员会。邓兴明任书记，滕代远、李立新、谢世钧、许和钧、杜海清任执行委员，刘新训为候补执委。

2月，谭影竹被调回长沙，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委会派廖如愿来常德接任中共常德特支书记。

3月4日，改组国民党常德市党部，共产党员许和钧任主任委员（常务委员）。谭肖崖未能进入执委会。

3月12日，连续三天在城内教育会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市民悼念大会。

3月24日，在常德洗心所召开了“常德工学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蒋兆骧为主席，彭唯一、陈其发、滕代远、凤碧山、覃正统、欧阳熙（女）、鲁亚子等7人为执行委员。

3月28日，工学联合会在公共体育场召开5000多人参加的“反英讨吴（佩孚）市民大会”。

3月，常德党、团组织领导建立了进步群众团体“非基（督教）大同盟”，由年轻的共产党员滕代远担任主席，积极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外国教会利用宗教麻醉常德人民的爱国斗争活动。

    4月，中共常德特支扩大为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常德地委），代号“杨芝华”，机关设常德城北孙祖庙。

4月8日，爆发常德“省立二师事件”。

4月9日，省教育司通知省立二师校方，宣布立即开除滕代远、李光文、邓兴明、杨杰卿、邱育之等39名左派学生的学籍。中共常德地委宣传部长、常德工学联合会主席蒋兆骧被迫离常。

4月中旬，谢觉哉、邓乾元、肖洁廉等分别以国民党省党部、省学联、省济难会名义来常德营救左派学生。

4月，省工运特派员彭唯一在常德不幸病故。

4月，中共湖南区委派颜南山为工运特派员来常德城，加强工会发展工作。

5月，中共常德地委领导全城工人开展反对苛捐杂税斗争，迫使当局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税捐。

6月，常德隆重召开有史以来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常德妇女协会，由龙承惠（共产党员）任主任委员，王富宙、朱家瑛、周紫玉、欧阳熙分别担任组委、宣委、文委、总务委员。

8月3日，贺龙率北伐军左翼先头部队开进常德城。周逸群率左翼宣传队加入贺龙部。

8月上旬，在贺龙支持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创办《湘西民报》。

9月，召开国民党常德县党员代表大会，成立国民党常德县党部，选举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陈人金为主任，张维善为组织部长，贺敬之（中共党员）为宣传部长，刘泽远（中共党员）为青年、妇女部长，郭皋生（中共党员）为农运部长，任昌浩（中共党员）为党部秘书长。县党部机关设城内府城隍庙。

9月9日，在市中心广济宫召开常德总工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缝纫、箩业、木业、索业、烟业、染业、织袜业、活版铅印等行业工会，会员约六千人。大会选举颜南山为总工会委员长，文恒益为副委员长，杨英，滕代胜、张盛荣、熊敏、胡诗成分别任组织、教育、宣传、妇女、青工部长。

 

1927 年1月30日，驻常德的北伐军第八军教导师，在常德党组织和工农武装支持下，与常德及湘西的几位知名人士设“鸿门宴”，击毙了贵州军阀袁祖铭，击溃了袁军。

3月，农民协会特别法庭在小西门校场坪公审土豪劣绅杨仲达，农协会特别法庭审判长刘泽远宣布杨仲达八大罪状，判处死刑，就地正法。

5月，常德城学生600多人组成数十个宣传队，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

5月20日，郊区农协会委员长肖洪贵被西郊土豪劣绅刘彩清等收买歹徒残杀。

5月24日，常德城的国民党驻军旅长熊震发动反革命“敬日事变”，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积极分子。在事变中，国民党右派共杀死杀伤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工农革命分子600多人。

7月初，常德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康序焕秘密回到常德，组成党会临时办事处和农民武装暴动总队。

7月中旬，康序焕率农民暴动队伍在周士区处死杀害周国栋的凶手黄禄生。

7月，在城乡联合攻城暴动中，岩桥寺党支部书记牟廷焕在攻打大西门的战斗中牺牲。

8月初，原中共常德地委委员陈昌厚，在渐安区石板滩召开农协会员大会，处死豪绅李白儿，烧毁区公所。

8月中旬，原中共常德地委组织部长张盛荣，在常德城北门正阳宫恢复组建中共常德县委员会，隶属中共湖南省委，张盛荣任书记，委员有李芙（兼团的书记）、蒋才桢、孙家信等。

9月10日，中共常德县委指示戴修文、徐炳初、潘人达（潘振武）在文甲区长茅岭发动秋收暴动，处死当地团防大队长和印花（税务）局长。

10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派彭公达到常德，在河洑山上太和观秘密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改组中共常德县委员会，建立“中共湘西特别委员会”（简称湘西特委，代号“毕得成”），书记彭公达，组织委员蔡以忱（又名张仲平），宣传委员刘泽远（化名陈老易），农运委员陈昌厚（化名周大麻子），工运委员张盛荣，青年委员李芙（化名施随仁），军事委员舒玉林（喻林）。

11月下旬，湘西特委设在泮池街4号的联络机关遭破坏，特委委员李芙等被捕后遇难。

 

1928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将从事共产党地下联络工作的陈兆森、刘璞、马厚诚、周凤鸣、曾淑贞、左雪源（刑场中弹未死）等6人，集体杀害于小西门外的校场坪，制造了 “常德六女士事件”。

1月，湘西特委委员刘泽远、蔡以忱被免职，补进李明、陈协平。

2月，刘泽远率领农民自卫军处决了杀害郊区农协会委员长肖洪贵的刘彩清等三个土豪劣绅。

3月，刘泽远、蔡以忱恢复湘西特委委员职务。

3月，中共湘西特委书记彭公达被“叛徒王达逼走”，由舒玉林代理书记。

5月，中共湘西特委委员陈昌厚和袁任远等在石门南乡领导武装暴动，成立了“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陈昌厚任党代表。

    6月，湘西特委在河洑山的红坡寺召开代表大会，湖南省委派李一清参加，重新建立了特委领导班子，书记舒玉林，常委蔡以忱、罗钧，委员张铨、刘泽远、陈昌厚、苏春成（又名苏振）。特委机关先设在河洑山红坡寺与岩桥寺之间的翟光祥家里，后设在常德城区东壁斋书纸刻字店。

6月，湘西特委指示成立中共常德县委员会，罗代周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共常德市委，书记罗钧，委员舒玉林、蔡以忱。

6月，城内工人武装暴动计划被泄露。国民党军警包围了普兴织布厂，地下共产党支部成员顾懋玉、杨春初等6人被捕遇难。

7月中旬，中共湘西特委机关设在常德城内的联络站东壁斋书纸刻字店被国民党查获，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刘大嫂、陈觉、陈桂生等9人被捕牺牲。

7月，国民党第十四军中地下党支部被查获，地下党员颜尚新、王龙章等牺牲。

7月27日，女共产党员王悦贞，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泮池街，时值怀中婴儿正在吃奶。其丈夫翦去病亦被捕牺牲。

7月下旬，国民党调动大军围攻太浮山的工农武装“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支队大部分人员牺牲。陈昌厚突围后投奔贺龙的工农革命军。

8月，特委委员刘泽远和王千祥等潜往汉寿、南县重建中共湘西特委，刘泽远任书记。

8月，中共常德县委书记罗代周被捕后叛变。其后，又有湘西特委常委罗钧被捕叛变。

 

1929年1月1日，湘西特委书记刘泽远等在汉寿县大连障被捕。

3月4日，刘泽远等11名革命志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常德城。

5月，中共湖南省委派巡视员（先后有杜修经、刘革非）到常德、湘西一带了解情况后，从外地先后调来7人，在常德城从事地下活动，年底单独建立了党支部。

7月，唐佑越接任常德县县长后，大肆搜捕共产党地下党员和革命分子，河洑鸭子湾一带，有十多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

 

1930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秘密从益阳迁来常德城。

 

1931年2月16日，因原省委书记宁迪卿叛变，省委机关在常德城遭严重破坏，代理省委书记蒋长卿等被捕遇难。

是年，常德县将挨户团改为保安大队，又改为铲共义勇总队。

 

1932年4月，原常德地委委员、湘西特委委员陈昌厚，在洪湖瓦庙集反围剿战斗中壮烈牺牲。

 

1934年12月18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进攻常德城。

 

1935年9月24日，贺龙率红二方面军进行长征前，再次进攻桃源。

12月20日，常德进步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1936年秋，常德中学成立“民先”组织。

 

1937年7月下旬，“七七事变”发生后仅十几天，常德城成立“学生抗敌后援会”，粟泽元、殷廷禄、周艾从等为负责人。

8月3日，抗敌后援会宣布抵制日货，工人不再装卸、起运日货。

8月10日，全城30多所小学的一千多名师生举行抗日歌咏大游行。

8月12日，社会各界民众强烈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日本人在常德开办的戴生昌轮船公司被迫关闭。

10月13日，第一批抗日负伤将士转驻常德。各界群众纷纷前往驻地欢迎和慰劳。

 

1938年2月初，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派帅孟奇（女）到常德重建共产党地下组织，成立中共常德支部，支部书记廖新夏、组织委员周文雄、宣传委员向光源。

2月中旬，中共常德特支成立，书记许和钧、组织委员贵立功、宣传委员廖新夏。特支以下建立伤兵服务队支部，书记廖新夏、组织委员周文雄、宣传委员向光源；工人支部，负责人李介文；周士镇支部，书记童冠群；渡口支部，书记刘士宝。

春节前后，常德抗敌工作团成立，此后于当年春天组织了全城庆祝台儿庄大捷火炬游行。

春，常德城成立抗日救亡歌剧社（小教剧社）。

4月13日，国民党常德县党部以所谓“贩卖违禁反动书刊”之名，查封了“金城”、“新知”、“大上海”、“自力”等进步书店。

4月，中共常德地下党员周文雄、向光源和革命女青年陈振翟等，以“基督教青年会伤兵服务队”名义，到常德炮坪第76后方医院慰问2000多名抗战伤兵。

7月，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派白荣华（王铁铮）到常德，在中共常德特支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常德中心县委，白荣华任书记，苏春成任组织部长，余克伦任宣传部长，李英华任妇女委员。常德中心县委管辖常德、汉寿、桃源、澧县、临澧等县地下党组织和常德的7个支部、1个党小组。城区4个支部是：常德中学支部，书记李孝梅；小学教员支部，书记刘振之；一致剧社支部，书记罗曼士；工人支部，书记李厚生。

7月，共产党领导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派遣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一致抗敌流动宣传队（简称一致剧社）到常德宣传抗日。

8月，日军轰炸常德。湖南省政府教育厅决定省立常德中学迁往泸溪。中共常德地下党组织发动该校学生公开成立“反迁校委员会”反对迁校，但未成功。

8月，成立中共常德县委，书记白荣华（兼）、组织部长李厚生、宣传部长刘少良。常德的7个支部和1个党小组由县委领导。

10月，一致剧社在光华影院（先后改为市人民电影院、百家歌厅）公开演出大型抗战话剧《古城怒吼》。

10月，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来常宣传抗日。

10月10日，地下党开办的生活书店开始营业。

11月，为减少与国民党方面的摩擦，一致剧社一部分随同常德中心县委迁到踏水桥（镇德桥）开展抗日宣传，一部分去湘西山区宣传抗日。

冬，省立常德中学迁往泸溪县。

 

1939 年2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扩大会议在邵阳召开，会上白荣华将常德中心县委转向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工作的情况作了汇报，受到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博古的批评。

2月，省工委扩大会后，中心县委迁回常德城刘振之家，一致剧社二团，小教支部和下乡所有成员，分散返回城区。

同月，省工委派李英华（白荣华的妻子）来常德从事妇女工作。

3月底，根据湖南省工委指示，撤消常德中心县委，成立中共常益中心县委，由帅孟奇任书记，文士桢为组织部长，李文定为宣传部长（兼益阳县委书记）。常德县委由余克伦、苏春成负责。至7月，省委派游宇（老刘）来常任县委书记。

7月，去湘西的一致剧社队员返常，根据上级指示，一致剧社全体离常去桂林。

 

1940 年2月，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到常德，传讯利文图书社负责人，该社随即被国民党县党部捣毁。

2月，地下党员童冠群打入乡政权，担任新德乡乡长。

9月，中共常德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兼总工会理事长）苏春成，被国民党逮捕叛变，使中共常德地下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秋，国民党常德县党部秘密逮捕了坚持抗日的地下共产党员郑辉、刘振之、童冠群、刘英、娄文秀、张承忍等人，杀害后，残忍地将他们装入麻袋，丢入大西门外的乌龙港。

   

1941 年春，原常德县委负责人李厚生、刘少良自首。

8月，徐少保来常德，组织武装抗日工作。

11月4日，日本飞机在常德城及后河的镇德桥、石公桥等地空投带鼠疫病菌的大豆、谷物、破布等物。致使常德城区死亡600余人，大西门外设临时火葬场予以火化。

 

1942 年，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常德，城内较大工商户迁往湘西、贵州、重庆等地，人民群众流离失所。

 

1943 年10月，湘鄂边区特委书记徐少保批准常（德）安（乡）边境的三个党小组扩大为党支部，并建立陈家嘴区委，特委还在庆丰局开设“庆丰南货店”，作为地下党联络站。

11月18日，日寇围攻常德城，常德城保卫战开始。

是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江南挺进纵队，在湘鄂边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急需补充武器。地下党设在常德安乡边境堤上的“庆丰南货店”，奉命采购机枪一挺，步枪数支，子弹数百发，借贩卖烧柴辗转送江南挺进纵队。

 

1945 年2月8日，敌后武工队政委、省立常德中学学生、中共党员陈辉在河北省涿县韩村被日伪军包围，同敌人血战多时，壮烈牺牲。

10月，抗战胜利后，湖南省工委正式恢复成立，由周里任书记。确定近期工作重点是：重新进入城市，领导城市民主运动，到工人、学生中去建立城市工作基础，并在全省范围内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

 

1946 年6月，常德的国民党反动派秘密绑架暗杀《大刚报》驻常德办事处涂天杰等6名中共地下党员，并沉尸沅江。

8月，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了中共湘鄂边区特委书记徐少保（即徐进前）及妻子夏梦蝶，9月22日，将他们和共产党员王老黑、余华、冉玉峰等人装入麻袋绑上石块沉入沅江残酷杀害。

 

1947 年8月，为恢复发展湘西的地下党组织，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派中共党员雷天一来常德开展党的工作。

8月，湖南省工委又派中共党员方用及其妻子李小明来常德，方用与雷天一同办《建设报》，并任编辑。与地下党员陈白清联系上以后，建立一个党支部，由雷天一负责。

9月，湖南省工委又先后派丁正、肖质强、郑玉等中共党员来常德，充实地下党力量，丁正被安排在《建设报》任编辑，肖质强在该报搞校对，郑玉被安排到南站黄泉小学任教。

 

1948年1月，雷天一调去湘南，郑玉调回长沙，常德地下党工作由方用负责。

7月，地下党员吴均回常德后介绍吴士元入党。

9月，中共常德地下党负责人方用在小西门“元福商店”召集陈白清、丁正、吴士元等人开会，正式成立"中共常德支部"，由吴仕元担任支部书记，陈白清为组织委员，丁正为宣传委员。

年底，省立四中学生读书会成立。

 

1949年2月，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冀南区委员会，抽调3000多名干部组成南下接管湖南的工作队。

春，回民青年读书会成立。

4月，地下党员周艾从来常工作。

4月，地下党向敌人大小头目发《警告书》。

4至5月间，国民党第14兵团司令宋希濂率军驻防常德，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攻取常德。

5月，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成立，方用任书记。

6月，建立中共常德区工作委员会，负责常德城区党的工作。书记周艾从、组织委员卢善庆、宣传委员夏治安。并吸收李光新、黄仁荷、翦万民、定正清入党，建立中共常德回民支部，李光新任支部书记、黄仁荷任组织委员、定正清任宣传委员、翦万民任群运委员。建立省立四中学生支部，书记周治辅、宣传委员盛柏林。建立机关支部，书记王星驰。

7月4日，国民党第14兵团司令宋希濂，来常德召开湘西数十县600多国民党党政要员参加的绥靖会议，策划对抗解放军南下的“总体战”。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穷人保命，富人保产”。国防部长兼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到会鼓动。

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湖北荆洲、沙市渡过长江，向常德进军。国民党正规军宋希濂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向湘鄂川边境逃窜。常德城为湘西土匪拼凑起来的国民党暂编第五师师长汪援华部3千人驻守。 

7月，东门外回民群众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开展阻止敌人烧街的斗争。

7月29日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3兵团49军攻入常德城。 

8月1日，常德各界临时办事处第二次委员会上，改由原常德县长熊壮猷为主任委员、戴修瓒、周艾从为副主任委员。委员会确定划分了49军、38军征粮范围，监督乡、镇、保、甲完成筹粮等军需任务。

8月4日，共产党的南下工作队开进常德城，与常德的地下党会师。由南下工作队组成的中共常德市委员会开始工作，首任市委书记柴保中。原常德城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党员被分配担任党政机关各部门新工作。

8月4日，组成常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道生、副主任吴岱、孙卓夫，并建立6个接管部门：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物资接管处、交通接管处、文教接管处、警备司令部；接管151个单位，1194人。

8月4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常德市警备司令部，负责维持全城社会治安，防空等工作。

8月5日，建置常德市，成立常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为南下干部赵墨轩。

8月25日，市军管会颁布禁用金、银、铜元货币、以及兑换人民币办法的布告。

9月1日，开始社团登记。常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社团登记办法"，进行登记的有各种教会、公会、同乡会等11个组织。

9月8日，市人民政府第1号布告宣布：撤销原常德县城区“三镇”，将启明镇划为第一区，沅安镇和南站划为第二区，长庚镇划为第三区。同时，公布了各区负责人及政府所属各主管机关领导人名单。

9月8日，发布“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布告，并开展禁用银元宣传周，举行禁用银元游行示威和取缔银元贩子。人民币占据了市场。

9月12日下午6时，常德市各界人民2万余人在公墓广场集会庆祝常德解放和欢送解放军过境。

9月12日，原常德县自卫队长陈丹书，大队长陈孝忠，中队长胡申、陈国权及县警察局武装人员等，进城向人民政府投诚。

9月18日，成立“常德市支前委员会”，即“欢迎二野过境委员会”。号召群众献慰劳品，写慰问信，设茶水站，给驻军准备房间，组织支前运输等。共支前借款2亿2千万元（旧币）。

9月，建立以地下党青工队为基础的青年学习会，开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开始在学校、工厂、商店、机关发展团员，建立团的基层组织。

10月，二野主力部队和西南服务团等，陆续抵达常德。

10月底，刘、邓首长抵达常德城。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城成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11月28日，刘、邓率二野前指离开常德，前往重庆。

 

 

附二：

参　考　书　目

 

 

1、              原中共常德市委（今武陵区委）党史办1985年：《武陵风云录》

2、              原中共常德市委党史办、市妇联1986年：《武陵姐妹谱》

3、              原中共常德市委党史办、团市委1987年：《武陵青春志》

4、              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委党史办1989年：《武陵英烈传》

5、              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委党史办、区政协文史委1993年：《血战常德威震日寇――常德会战史料集》

6、              原中共常德市委组织史资料编辑组1993年：《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常德市组织史资料（1927.7――1988.6）》

7、              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委党史办1996年：《中共常德市党史大事记（1921年――1988年）

8、              中共常德地委党史办1985年：《常德地区党史概况（1919――1949）》

9、              中共常德地委党史办1986年：《常德地区党史大事记（1919――1949）》

10、          中共常德地委党史办1986年：《沅澧洪波》

11、          中共常德市委党史办1989年：《沅澧人杰》

12、          中共常德市委党史办1989年：《常德人民革命史》

13、          中共常德地委组织史资料编写组1989年：《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常德地区组织史资料（1921.7――1988.5）》

14、          常德市档案局2001年：《常德历史上的今天》

15、          常德市一中校史编写组：《常德市一中校史》

16、          常德市二中校史编写组：《常德市二中校史》

17、          常德市武陵区教委：《武陵区教育志》

18、          常德市教委：《常德地区教育志》

19、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1986年：《湖南党史大事年表》

20、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1984年：《湖南党史人物传记资料选编》第1辑――第5辑

21、          湖南省革命烈士传编纂委员会1987年：《三湘英烈传》第一卷――第四卷

22、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1991年：《湖南人民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23、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1988年：《党史工作知识手册》

24、          湖南省档案馆1985年：《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

25、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2次印刷：《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

2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人物分册）》

27、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中国革命史手册》

28、          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198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组织史》

29、          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中共党史简明词典上、下册》

30、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二十世纪湖南人物》

31、          原政协常德市文史委1985年――1988年：《常德市文史资料》第一辑至第四辑

32、          政协常德市武陵区文史委1989年――2000年：《武陵文史》第五辑至第十六辑

33、          政协湖南省文史委1986年：《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等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1991年：《近代史资料》总第75号至第78号

35、          原常德市志编委会1993年：《常德市志》

36、          常德市地方志编委会2002年：《常德市志上、下册》

 

 

后　记

 

《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地方史》（1921年～1949年）是武陵区委、区政府根据上级的安排布置，研究决定由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委党史办、武陵区档案局编纂的武陵区第一部地方党史正本。2003年4月14日，中共武陵区委办公室、武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颁发常武办通〔2003〕19号《关于编写〈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地方史〉的通知》，5月16日，区委、区政府在区委礼堂召开了全区编写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地方史的动员大会。此后，区委党史办、区委党史联络组老同志和全体编写人员对编写提纲反复讨论修改，五易其稿，并报市委党史办审阅，最后确定了提纲。为了认真完成这项工作，编辑部聘请了原中共武陵区委党史办主任张岳蒂为主笔，经过16个月的艰苦工作，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和武陵区近些年出版的党史专题、专史和大事记、组织史、烈士传等资料，更正了部分错误，查证了部分疑点，补充了部分重要的党史资料，反复磨砺，终于编写成这部20万字的党史正本。全书共分五编二十章，另有前言、人物简介、附录、大事年表等篇目以及大量历史照片。区委书记王孝山为此书作序。

本书编撰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存真求实为宗旨，客观全面地记载了1921年～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武陵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战斗过程；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在二十八年的革命征程中，共产党人带领武陵优秀儿女英勇斗争，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它是共产党人和武陵儿女的一座历史丰碑，也是中外反动派荼炭生灵、戕害志士的历史铁证。抚今忆昔，我们后人读来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半个世纪前发生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的这些活生生的往事，是对共产党员和今天的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最亲切、最生动的教材。

我们在编写这本《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地方史》（1921年～1949年）过程中，得到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区委书记王孝山，区委副书记、编委会主任袁云波多次过问编写情况，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吴卫民还亲自参与全书提纲的讨论、初稿的修改定稿工作。区党史联络组成员潘国忠、任承忠、黄泽贤、吴明德、胡德清、刘伯强、熊以钦、王志明，武陵区党史办老同志陈心田、董学峰、许秀娟和原中共常德市回民支部地下党员黄仁荷等同志参与提纲的讨论和初稿的修改工作，为《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地方史》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2004年8月14日，编委会召开了省、市党史办和部分兄弟单位专家参加的评审会，与会专家对本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一致同意本书可以正式付印出版。编写组根据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并报区委通过，才铅印出版。区档案局（党史办）杨元珍、涂朗泉、陈跃红、高晓燕、曾春桃、廖兰芬、李文斌等同志抽出时间协助收集资料，并参与了本书初稿的校对工作。在本书与读者见面之际，我们对热情关心和积极支持本书编写、发行工作的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个人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地方史》（1921年～1949年）时间跨度大，涉及的范围广，特别是解放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资料少，搜集查寻的难度大，找知情人核实资料难，加之时间紧、人员少，编者水平有限，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取舍和表述如有错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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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9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地方史：1921～1949/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地方史编纂委员会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1

ISBN 7-80199-160-5

Ⅰ.中…　Ⅱ.中…　Ⅲ.区（城市）－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史料－常德市－1921～1949　Ⅳ.D235.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5255号

 

书　　名：　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地方史（1921～1949）

作　　者：　中共常德市武陵区地方史编纂委员会

责任编辑：　吴　江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常德市武陵区宏源彩色印刷厂

开　　本：　大32开

印　　张：　9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99-160-5/K.117

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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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2517246，8251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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